昨天终于鼓起勇气告诉老板娘，让她另招司机，她这车我不开了。办公室的吊扇呼啦啦转着

昨天终于鼓起勇气告诉老板娘，让她另招司机，她这车我不开了。办公室的吊扇呼啦啦转着，老板娘正对着账本皱眉，闻言手里的算盘“啪”地一响。“小陈，你再说一遍？”她抬起头，鬓角的碎发沾在汗湿的额头上，“这趟广州的货下周就要发，你现在撂挑子？” 昨天下午三点，办公室的吊扇呼啦啦转得正急，把墙角的废纸吹得在地上打旋，老板娘趴在桌上对账，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响了一上午，桌上那杯凉白开的杯壁早凝了一层水珠，像她额头上没擦干净的汗。 我在门口站了五分钟，工装口袋里的辞职报告被手心的汗浸得发皱——那是我前晚写的，改了三稿，从“因个人原因”改成“需长期照顾家人”，最后只剩一句“老板娘，另找司机吧”。 “进来。”她头也没抬，笔尖在账本上顿了顿，“广州那批货的提货单放我桌上了？” 我走过去，把单子轻轻放在账本旁边，喉咙像堵了团棉花。三年前我从乡下出来，是她让我开那辆二手货车，说“小陈你技术稳，每月多给你五百饭补”；去年冬天跑武汉，我半夜在高速上爆胎，她打了二十个电话过来，最后让她侄子开车带备胎来接我，说“钱能赔，人不能有事”。 可我还是得说。 “老板娘，”我声音发颤，“这车……我可能开不了了。” 算盘“啪”地一响，她手里的铅笔尖断了。 “小陈，你再说一遍？”她抬起头，鬓角的碎发粘在汗湿的额头上，眼睛里全是红血丝——我知道，上周她儿子高考，她连着三天没合眼，白天盯仓库，晚上改志愿。 “这趟广州的货下周就要发，你现在撂挑子？”她把铅笔扔在桌上，笔杆滚到桌边，差点掉进那杯凉白开里。 我没接话，只是把皱巴巴的报告推过去。她没看，手指在账本边缘掐出一道白印：“是隔壁物流公司挖你了？我给你涨工资，你说个数。” 谁不想把日子过顺呢？可孩子躺在病床上拉着我的手说“爸爸别走”的时候，方向盘再稳，心也飘了——上周六女儿幼儿园体检，查出心肌炎，医生说要住院观察，我媳妇一个人在医院熬了三天，昨天给我打电话时嗓子都是哑的，说“你再跑长途，我真撑不住了”。 “不是跳槽。”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点开女儿的病历照片，“我闺女住院了，得有人守着。” 她盯着照片看了半晌，突然拿起那杯凉白开灌了一大口，水珠顺着下巴滴在账本上，晕开一小片墨迹。“多大的孩子？”她问，声音比刚才软了些。 “五岁，上周还跟着我在停车场玩皮球呢，现在连下床都费劲。”我鼻子一酸，赶紧别过头——这三年我没在她面前掉过一滴泪，哪怕上次爆胎时手被划破，血淌到方向盘上，我也只说“小伤”。 吊扇还在转，把她的叹息吹得七零八落。“你这孩子，”她从抽屉里翻出个红包，塞进我手里，“早说啊，我还以为你嫌我这庙小——这里面是这个月工资，多给了两千，给孩子买些水果。” 我捏着红包，纸壳硬邦邦的，像她平时算账时敲在算盘上的力道。“老板娘，那广州的货……” “我让老张临时跑一趟，他以前开过大货，就是眼神有点花，得盯着点。”她重新拿起铅笔，在账本上“广州”那行旁边画了个圈，“你明天开始不用来了，先去医院陪孩子，等她好点了，要是想回来——”她顿了顿，“我这永远有你一口饭吃。” 走出办公室时，吊扇的风突然凉了些，吹得我后颈的汗津津的。路过停车场，那辆二手货车还停在老地方，车斗里的篷布被风吹得鼓起来，像我三年前第一次摸到方向盘时，那颗七上八下的心。 谁不是为了碎银几两在熬呢？可有些时候，钱再重要，也重不过病床前那双盼着你的眼睛——就像老板娘说的，人不能有事，心里的人更不能。 现在我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女儿刚睡着，小手还攥着我的衣角。手机震了震，是老板娘发来的消息：“找到个老司机，下周三到岗，你安心陪孩子。” 窗外的天快黑了，走廊的灯亮起来，暖黄的光落在女儿脸上，也落在我手里那个硬邦邦的红包上——原来有些告别，不是结束，是另一种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