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让宋时轮揭发陈毅。宋时轮却不说陈毅一句坏话。为了保护老部下，陈毅示意宋时轮，赶紧划清界限，免受牵连，宋时轮却始终不愿意昧着良心说话。他愤怒至极，顶了回去，怒斥那些人，他们都是老帅，都是开国元勋，我没有什么可揭发的。” 这句话现在听着味儿很冲，仿佛两个人被推到对立面，一个要自保，一个要挨刀。 可真要把事情说圆，光盯着“揭发”两个字不够用，还得把日子往回拧，看看他们是怎么在枪林弹雨里一步步走到这一步的。 最早的交集在红六军。 那会儿陈毅已经是红六军的政委，整天在连队和指挥部之间跑，抓政治工作、抓建军，讲话一站就是半宿。 宋时轮带的，只是十几个人的小游击队，刚被编进红六军，排队点名都排在后头。 两人顶多在路上碰过面、在会上打过照面，谁也谈不上把谁当成“心腹”。 水口战役把这种“点头之交”往前推了一大截。 红五军团在追击敌人时，对情况估算偏了，把敌十个团当成四个团对付，部队压上去才发现对面铺开的火力线长得不对劲。九日，南雄援敌六个团赶到水口，反扑扛着劲头往上压。红五军团的战士端着大刀和刺刀往前冲，贴身肉搏，山坡上很快躺满了人。 红三军的干部伤亡过半，红十三军有的团只剩百来号人，阵地随时可能被拦腰砸断。 指挥这片战场的大脑，是江西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陈毅。 他一边稳住军心，一边抓紧调兵。宋时轮那时已经带着独立第三师、独立第六师，接到命令，连夜赶赴水口，在敌后突然咬住，拼着伤亡往前压，硬是把要垮掉的战线重新扶起来。 聂荣臻后来回忆，说水口战役是恶仗中的恶仗，双方伤亡之大、战场惨烈程度，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都不常见。这一仗打完，一个心里记住了对方关键时刻能扛事，一个记住了对方敢把命往前面丢。 一九三二年十月，风向突然一冷。 前线要给红二十二军换参谋长，陈毅打算让宋时轮接替张世杰，这在他心里只是顺手用人。 话还没办妥，有人翻起旧账，说宋时轮有“甲乙团嫌疑”。红二十一军、红二十二军都归江西军区，流言顺着系统乱窜，声音越掺越杂。 陈毅没有顺着这个势头把人撂在一边。 他先把红二十一军的政治委员李井泉叫来，从头到尾听了一遍一年前调查宋时轮问题的经过：是谁乱供，谁负责核查，结论写在什么地方，全都问清楚。 紧接着，又把宋时轮叫到跟前，让他把当年向红三十五军军委汇报的内容，按时间、一件一件地讲明白。 宋时轮把细节交代干净，态度也摆在那儿，认准一句：绝不是那伙人。 听完这一来一回，陈毅心里有数。 在军区骨干面前，他把话说得很直：对革命队伍里的同志，一而再、再而三抓着怀疑不放，迟早把人心搞散。 他随即召集江西军区参谋长郭天民、政治部主任蔡会文和李井泉，商量正式处理意见。 写出来的结论很清楚：对宋时轮的怀疑是错误的，江西军区调查之后要有明确态度，并向方面军报告；一九三一年宋同志确实被人怀疑、被乱供过，组织当时并未轻信，现在应宣布这是冤屈。 这纸结论落下，等于给这个人盖了一道“清白”的章。 一九三三年五月，宋时轮被任命为江西军区作战科长。 九月，江西军区又一口气兼了东北战区指挥部和西方军指挥部，陈毅出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宋时轮顶上代参谋长，并兼任西方军参谋长。那算是他第一次名正言顺在陈毅手下做参谋长，水口战场上拼出来的信任，变成写在任命书里的字。 五次反“围剿”拖得时间很长，打到后期，宋时轮在作战中负伤，养好伤以后被调到红军大学学习，离开了江西军区；陈毅那边还有一大摊子事情，两人又拉开一段距离。 再见面已经是在延安。 陈毅从黄花塘那边被召回延安，宋时轮在肖克那里也遇到了挫折，同样接到了去延安学习的通知。 窑洞里灯一亮，人坐一圈，谁跟谁的老账、谁跟谁的分歧，总是要被拉出来过一遍。 抗战胜利之后，两个人又被摆到一条战线上。 宋时轮随陈毅去华中，途中调往山东，再次担任陈毅手下的野战军参谋长，军区参谋长是陈士榘。津浦路反击、讨逆战役一仗接一仗打下去，山东的局势迅速翻过身来，不少回忆录干脆用“横扫山东”几个字来形容那段时间的节奏。 日子顺的时候，麻烦也在暗地里发酵。 山东野战军南下指挥泗县战役时遭到挫折，围绕战略方向的争论被推到台前。宋时轮站在前沿，责任自然压在他肩上，最后被免去山东野战军参谋长职务。 这一刀砍下去，很多人都会顺势拉开距离。 陈毅给出的选择，是另一条路：提出让宋时轮调任渤海军区副司令员，同时担任军区胶济前线指挥部指挥，并兼任第七师师长，由萧望东担任政治委员。 岗位在变，前线没离，说明在他心里，这个老部下还在“自己人”的圈里。 之后华东野战军成立，队伍扩编，人事重新搭架子。 宋时轮被任命为第十纵司令员。七月分兵，他一边指挥第十纵，一边兼带中原第十一纵，权限和责任明显高于一般纵队司令员，这算是对他多年带兵打仗的肯定，也是对过去那条信任链的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