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战争中，出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事情，至今让人费解。身为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陈毅，竟然在1948年去中原野战军当了副司令员。 很多人起初都以为这是降职，但真实情况远比外界想象的复杂。1948年6月，陈毅抵达河南宝丰，与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中原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会合。 三人重逢，心照不宣，谁也没多话。都是四川人，都是从艰难岁月中走出来的老战友，不需要寒暄，只需行动。 这之前，华东战场已经打得如火如荼，粟裕担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几乎负责所有日常作战指挥。中央其实早在1947年就有意让粟裕主导华东野战军的作战，但碍于职务安排不变，陈毅仍是最高指挥者。 这样一来，指挥体系出现了一定重叠，难免磨合出问题。 为了打破这个局面，也为了给粟裕放手机会，中央决定让陈毅“北上”，表面是担任中野副职，实则是为更大布局让路。 彼时中原局势吃紧，刘伯承手下虽有六纵队，但多是从大别山突围出来的老部队，装备老旧，缺乏战役级别的作战经验。 陈毅到任后没有急于插手指挥，而是观察战局，与刘伯承共同制定方案，最关键的一战就是1948年7月的襄樊突袭。 康泽，是国民党中将，带着两个师镇守襄阳。陈毅联合地方武装，用诱敌深入的办法，一举歼敌两万余人，还活捉康泽。 这是典型的“无后方作战”方式，极其冒险。许多干部私下都说，这种打法要是败了，后果不堪设想。但陈毅坚持按战役思路处理，胜利后只是淡淡说了句：“这仗，是中原野战军成熟的证明。” 到了淮海战役，华野歼灭黄维兵团后，大批战利品运到后方。中原野战军来接收，一些华野士兵心里不太舒服。说白了，谁打下来的就该归谁。 陈毅亲自去做工作，对华野说得明明白白：“这是党中央的命令，不是分你我。”当面说完，他转头又去跟中野交代，要求一切物资都必须合理分配，不得浪费。 有人问陈毅：“你到底代表哪边？”陈毅笑了一下，答：“我代表的，是胜利。” 这不是一句空话，正是这句“我代表胜利”，让整个淮海战役前线指挥部没出过一次内讧。 其实早在陈毅赴中原前，粟裕已经向中央反映过，希望有更大指挥权限。陈毅了解这些情况，却没有一点介怀。他跟邓小平说：“粟裕是个人才，能打仗，咱们得给他舞台。” 一句话，让邓小平肃然起敬。 这种主动让位，在当时的高层将领中并不常见。 陈毅并不在乎“副司令员”的头衔是高是低，他只看战局是否顺畅，干部是否成长，老百姓能否少受战火。这种风格，和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各自为营的局面，形成了鲜明对比。 张灵甫在孟良崮被围，国民党周边部队没人愿意救援；而我军，只要有命令，无论谁打主力，其他部队必须配合。 也许从职位上看，陈毅是“降了职”，但从战局来看，他是那个把碎片拼成整体的人。就像他说的：“咱们干的，不是争官，是打仗。” 历史最终记住的不是职务高低，而是谁在关键时刻扛住了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