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得知毛主席逝世后，感到十分悲痛。他感慨道：“今后，再也不会有像毛主席这样伟大的领袖，能够把一个农民作为国家的主人捧到那么高的地位了。”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主席逝世的电报送到大寨，屋里一下子安静得只剩抽泣声。 陈永贵在炕沿上一坐，几天茶饭不思，跟身边人念叨，说以后再遇不上这样的领袖了，一个土里刨食的农民能被托到国家主人那个位置上，这辈子算是走了大运。 听着像一句随口的感慨，其实把他这一生的路都点了个遍。 他出身穷得掉渣，少年时候连字都认不了几笔，是毛主席带着共产党推翻“三座大山”，像他这样的人才翻身，有了地，有了腰杆。 他认这个人，也认这条路。中央一喊搞合作社，他就往前冲。 一九五二年，大寨在他的带头下先办合作社，当年收成都比往年长一截，年底全村干脆一块进了初级社。 合作化高潮起来，大寨办起高级社，集体家底厚了，粮食够吃还上得了交；一九五八年公社化，大寨成了大寨公社下面的一个生产大队，他照旧当党支部书记，白毛巾一扎，早晚都在人堆里、在地头上。 平日里一边干活，一边琢磨咋管人、咋管田，慢慢摸出一套党支部抓生产、抓思想的路子，大寨在晋中地委那儿成了样板。 一九六三年夏天，一场暴雨把这个山沟村推到台前。 山洪像拐了弯的猛兽冲下来，十几年修出的梯田被冲得七零八落，庄稼和土层一股脑往下跑，差不多七成社员的房子倒了，人当场成了无家可归。 有人急得直抹眼泪，跑去问他：地没了，房也没了，这日子咋过。他咬着牙回一句，人一个没少，人还在就算赢，地能再修，房能再盖。 山西省委和晋中地委连夜研究，准备重点扶一把。 大寨党支部先开会，抛出个“三不要，三不少”：救济粮不要，救济款不要，救济物资不要；当年社员口粮不能少，收入不能少，上交国家统购粮也不能少。 外头干部听了直摇头，说这不是吹牛还能是什么。 结果年底一算账，大寨平均亩产七百多斤，总产二十多万斤，交给国家十二万斤，社员肚子没饿着，被冲毁的房子也盖得比原来结实。 省委派人下去核查，觉得这些数字没掺水，这个典型立得住，从这以后，全省向大寨、向陈永贵学成了股风气。 风没停，一路刮到了北京。 一九六四年初，大寨这个山村和那个裹白毛巾的支书被端上了中央版面。 北京市委把他请进人民大会堂，给几千名干部讲大寨怎么干出来，他讲的都是农民摸得着的例子，赵树理听完，说这人讲话有股辩证味。 差不多同一时段，毛主席在各地看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八日，专列停在河北邯郸，他把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叫到车上，问农村“五反”，问干部拿高工分、不下地干活的情况，陶鲁笳就把大寨搬出来，说那里的干部和社员一起劳动，干部工分和社员有差别不离谱，靠制度压住了高工分的风气。 毛主席听得仔细，又问“陈永贵”三个字怎么写，问这人识不识字，听说小时候没上过学，后来靠干活空隙自学，现在能看报，能借着字典啃《毛泽东选集》，当场就说要材料。 往后在南京听国家计委谈第三个五年计划设想时，他讲搞好社会主义教育的几条标尺，举例子用的就是大寨的“三不要，三不少”，说那里有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劲儿。 那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他过生日，用自己的钱在人民大会堂摆了一桌，叫来一些大区书记、中央干部，也叫来不少全国劳动模范，陈永贵裹着那条白毛巾走进大厅，被请到主席身边坐下，当众被夸是有实践、有知识、懂辩证法的农民书记，这一下，谁都看出来毛主席是真看重这个人。 一步一步，风把他托上了更高的台阶。 那几年风向就是这样，他顺着风口往上走，党的九大在毛主席提名下当上中央委员，党的十大继续当选，还进了中央政治局。 七四年筹备四届人大时，毛主席想让工农出身干部当副总理，和周恩来一合计，把陈永贵列进名单，老同志们也点头。 一九七五年一月十三日，四届人大任命周恩来为总理，同时宣布十二名副总理，他排在第七，九月中央又在大寨开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邓小平、华国锋等政治局委员都到了，山沟里挤满中央要员，对他来说，那是光景最好的几年。 好景之后，风向开始变冷。 一九七五年底，毛主席病情一日不如一日，他在各地跑得更勤，抓农业生产，也靠忙碌压着心里的不安。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毛主席逝世，他痛哭失声，几天茶饭不思，那句“再遇不上这样的领袖”的话，就是那个时候说出口的。 一九七七年党的十一大，他照旧当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在国务院分工里还是抓农业，出于对毛主席的感情，跟着华国锋提“两个凡是”，继续推学大寨、普及大寨县，一九七七年十一月还提农村所有制从生产队向大队一级过渡，在昔阳县做试点，这套想法和农村实际拧着劲，没有推开。 次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把不少旧账翻出来，他辞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职务。 一九八六年三月，他在北京去世，中央为他办了追悼会。 那句只像是随口说给身边人听的感叹，跟大寨山坡上的梯田一样，最后变成一道印记，留在那个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