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句话说的好：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不但培育了老一辈革命人士，也培育了50，60，70后几代人。 在许多五十后、六十后、七十后心里，这句话不像口号，更像一张老照片：墙上的像，桌上的粗粮，角落里隐约的“东方红”。照片里那个人，从韶山私塾到湖南第一师范，一路读经史，越读越笃定，人最可宝贵，天下先得有人吃饱。 青年时办《湘江评论》，几句话就把路子挑明：吃饭问题最大，民众联合力量最强，“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干谁干”。后来那句“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那句写进党章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是把这些直白话刻成了制度和誓言。 在他那里，历史的主角叫群众。 做社会各阶级分析，把工农摆在主力，喊出“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讲打仗，说“兵民是胜利之本”，把革命看成人民战争。 用大约二十八年时间，带着党和军队推翻三座大山，立起新中国，给国家、军队、政府、货币起名时，一串“人民”排开，天天提醒权力从哪儿来、为谁用。 这种想法，被写进政权架子。 三十年代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以工农兵代表大会为骨架，普通劳动者到了法定年龄、不是剥削分子，就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代表不称职，选民说撤就撤；再往后陕甘宁边区搞参议会和“三三制”，党员、进步人士、中间力量三方分坐，地主、资本家也有票，农民用画圈、画杠、投豆这些办法投票，从根据地到乡村，选举、监督、罢免拧成一股绳。 地上的泥巴味，更能看出他的路数。 江西遂川制定《施政大纲》，条文本来挺端正，“不虐待儿童”“废除买卖婚姻”“废除债务”，被他改成土话：不准大人打小孩，讨老婆不要钱，借了土豪的钱不要还。 1934年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把土地、劳动和柴米油盐绑在一起，督促干部操心妇女学犁耙、小孩有学上、危桥要修、病人有人管；1942年的《必须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摔下一句“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专盯只会向群众要东西的干部。 “人民观”有时是在咒骂声里显出来的。1941年夏天，陕甘宁边区农妇伍兰花丈夫被雷劈死，伤心到极点骂出“老天打雷，怎么不劈死毛泽东”。按老规矩，这话够她吃罪。 负责干部要抓人，他压住，把人请到住处，一问才知道家里存粮不多、担子太重，顺着这条线查下去，征粮确实过头，边区政府检讨，减轻农民负担。 后来这位农妇改口，说“咱们毛主席，雷打他也打不死”，玩笑背后，是粮秤往下挪了一格。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一块又黑又硬的窝窝头，把这个领袖心里的刺翻出来。 警卫员从老家带回乡亲的口粮样本，他接过来手发抖，掰下一块放嘴里，眼泪当场掉下来，一边把剩下的分给身边人，一边说“这就是种粮的人吃的粮食，要将心比心”。 那一晚几乎未眠，嘴里反复念叨“人民当家作主了，为什么还是这样”“要想个办法”，很长一段时间一边走路一边琢磨，自觉把生活标准压下去，最爱吃的红烧肉也从餐桌上消失。 听灾情汇报时，他多次大哭，在敌机大炮前不眨眼，在群众的哭声和数字前心软得一塌糊涂。 对权力，他同样下绳子。 1945年黄炎培到延安，提起历朝“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老路，问新政权怎么跳出来，他给的答案很直白：靠民主，靠人民监督。 老百姓有权监督政府，政府就不敢松懈；人人都扛一点责任，就不会“人亡政息”。 从《共同纲领》到宪法，他推动确立了一整套以人民为轴的政治安排，同时又喊出“严禁贪污，禁止浪费”，1952年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配上精兵简政、增产节约、不准请客送礼、禁止机关经商等规定，重罚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贪污分子，用报纸揭发官僚主义和违法乱纪。 再看他自己的日子，这把尺子也压在自己身上。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提“两个务必”，提醒全党别当新的李自成。 建国以后，礼品一件件送上门，他一律交公；庐山会议时，身边工作人员收了地方送的水果、茶叶、丝绸，被他当场点名，严厉处理，还掏出三万元稿费做退赔。 生活里常年节俭，睡衣打到七十三个补丁也不换，日常花销尽量用自己的稿费，去世时留下的一百二十四万元稿费全部上交国家。 家人和亲友，也没沾上“特权”。对干部子弟，他一再提醒“不能靠父母，不能靠先烈，只能靠自己”。朝鲜战争打响后，毛岸英新婚不久就被送上前线，牺牲以后，只被看作千千万万志愿军中的一员，不因为是领袖的儿子就单独另算。 1949年前后，湖南亲戚来信祝贺，有人顺带提工作，他一律谢绝，说共产党不能学旧政府那一套裙带关系；至亲杨开智想来北京工作，他在信里压住，要人听从湖南省委安排。 这些碎片拼在一起，那句“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就不只是歌里的合唱，而是几代人在日常见闻中慢慢攒出的判断。 老一辈革命者，在他的理论、制度和作风里扛起了枪；五十后、六十后、七十后，在他的故事、照片和歌词里长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