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李鹏总理和夫人朱琳，在北京家中唱卡拉OK，一张罕见留影 二〇一四年初夏，已经退休多年的李鹏把一本厚书交给出版社，叫《李鹏回忆录（一九二八至一九八三）》。 封面很规矩，内容却挺杂，一头扎回到童年，往前拉到当工程师、出国学水电，再写到当时的家庭生活，跨度五十五年。 里面也有和朱琳相识、相爱的过程，还有三个孩子，小鹏、小琳、小勇一点点长大的细节。 书只写到一九八三年，他坦白说还打算接着写，把后半程慢慢补上。 提到朱琳，很多人先想到她是上海人，普通话里带点海派味道。李鹏后来常被朋友半开玩笑说成“上海女婿”，他自己并不反驳。 真要往前翻，缘分落点在一九五七年的吉林，那天还是元旦夜。 吉林市政府搞联欢会，苏联专家、厂矿负责人、市里领导全部到齐。市长张文海站到台上，讲话一激动就喜欢往外抛古语、成语，不太考虑翻译好不好接。 底下几位翻译心里有数，纷纷往后缩。 张文海扫了一圈，高声喊“小朱来了没有”，没人应，他又喊了一遍，声音更高了一些。 第二声落下，第二排站起一个姑娘。 紫红色套装，两条辫子，眼睛亮得很，走路干脆。 她叫朱霁凌，当时还没改名字。 那段又长又拗口的讲话，被她一句句译成俄语，意思拿得很稳，发音也利落。 台下的李鹏听得清楚，他在苏联呆过几年，俄语不成问题，心里跟明镜似的：这姑娘是真有本事，不是凑数的。 讲话完，会餐开始，他和朱琳刚好分在一桌。 李鹏举起杯子先去敬她，朱琳笑了一下，把话轻轻一拐，说还是得先敬专家。 那点分寸感，从一开始就摆在那里。饭走到尾声，灯光一变，音乐响起，舞会开场。李鹏站在边上看了两支舞，只觉得对方步子稳、腰线漂亮，又不显得刻意，心里的那股劲压不住了。 他总算走过去问能不能请她跳一曲，朱琳看了看，点了点头。 两个人在舞池里绕了一圈，边跳边用俄语聊天，他报上名字，说自己在丰满发电厂干活，她说自己在一〇二厂的专家翻译室。 音乐停得挺快，话刚起个头就断了。 过了几支曲子，他又跑去第二次发出邀请，这回动作比刚才顺多了，胆子也大些，两个人聊得更自然。 等音乐第二次停下，他想再开口，又觉得刚认识就连着三支，好像有点“太冲”，只好收住。 散场那会儿，小插曲来了。 苏联专家要走，朱琳也跟着往外走，李鹏一下子快了两步，先伸手和朱琳道别，紧接着才去和那几位专家握手。 在旁人看来不过一秒钟的先后，对朱琳来说，却像是秩序被打乱。 回去的车上，她跟同事孙丽君嘀咕，说这个人不太懂礼貌。 孙丽君已经成家，笑得挺开，说这不叫没礼貌，叫有意思，让她自己多留个心眼。那一年，李鹏虚岁二十九岁，之前一直单着，算是第一次被人一眼看穿心思。 舞池里的火花没有很快熄下去，一九五七年三八节前夕，一位苏联专家要回吉林工作，李鹏把握住这个机会，托他带去一封短短的信和两件礼物。 信里一句“祝你三八节快乐”，字不多，可愿不愿意写这句，本身就是个态度。 礼物一件是上海出品的幸福牌钢笔，在当时算像样的好笔，另一件是一枚纪念章，当年他在苏联读书时，朋友参加世界青年大会回来送给他的，现在转手给朱琳，顺便在信里说明来历。 两三周过去，专家回到丰满，嘴里带回消息：礼物收下了，人没有说别的。 他还添了一句，按双方条件看，是挺合适的一对，也劝李鹏亲自跑一趟。李鹏没耽搁太久，找了个傍晚坐车进吉林，朱琳在办公室接待他，安排他去食堂吃饭，自己站在一旁，看着工作人员招待，没和他同桌。 吃完饭，两个人在办公室慢慢聊起各自情况，聊了有两个小时。 那晚说话不算激烈，却把彼此的底色看得更清楚了一些。 过不多久，朱琳到丰满，两人再见面，话题往童年和家庭里去。 朱琳讲起小时候的光景，李鹏讲自己的出身背景，这一回算是真的把关系定了下来。 到了一九五八年春节，李鹏提议带朱琳去北京见赵君陶。 老人一见面就挺满意，节过完，李鹏先回丰满上班，朱琳留在北京，和未来的婆婆一起住了一个多月。她后来和身边人说，那段时间才知道什么叫被当成“自己人”看待，母爱这个词，落到了日常生活里的每一顿饭、每一声招呼里。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日上午，两人到北京婚姻登记所把手续办了，拿到结婚证。 婚后几年里，李鹏常常在全国各地跑，出差成了家常便饭。 每换一个地方，他习惯隔两三天写一封信回北京，说明这次到了哪里，空气湿不湿，饭菜合不合口，顺带把看到的风景、听到的小事写进去。 朱琳看着他的行程表，提前掐好时间，把信寄往下一站，希望他一到当地就能摸到信封。 两个人你来我往，积出一摞信，粗略算有好几十封。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两人在耶路撒冷老城合影，古城墙在后面，表情不夸张，就是旅行途中随手一拍。 二〇〇八年七月十日，结婚整整五十年，在北京家里又办了个小型聚会，亲友不多。 李鹏当着大家的面说，能找到这样的终身伴侣，心里很幸福。那句“幸福”，说得不飘，落点都在前头那些日常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