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1977年，吴桂贤主动辞去职务，然而，她并没有选择留在北京，而是回到了西北国棉厂，继续着中断的工号！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吴桂贤） 很多人记住吴桂贤，是因为那个响亮的名号——中国首位女副总理，但今年4月25日，当这位87岁的老人在深圳走完一生时，我们才发现，那个标签远不足以概括她，她的一生，其实是一个“挡车工”如何被时代选中，又如何主动回归的故事。 故事的起点，根本不是什么宏大叙事，而是最底层的求生，1938年出生在河南巩县的她，童年记忆里满是贫穷的烙印，父亲常年在外打工，全家逃难到陕西宝鸡，挖野菜、捡煤渣是家常便饭，为了活下去，她甚至给亲戚家带过孩子打过杂。 1951年，一个机会来了，西北国棉一厂招工，可她只有13岁，离16岁的标准还差着呢，怎么办？她一咬牙，把年龄报大了3岁，硬是挤进了细纱车间，对她来说，成为一个工人，就是抓住了人生的救命稻草。 进了工厂，她就像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拼了命地干，从先进生产者到“五好工人”，荣誉一个个砸来，她所在的“赵梦桃小组”更是全国的标杆，比她大三岁的赵梦桃是她的榜样，也是小组的灵魂，1963年，赵梦桃病重，小组以她的名字命名，吴桂贤接过了精神的火炬。 这份来自基层的光芒，很快就被时代放大了，她两次被邀请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成了纺织系统的先进典型，更被誉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当她和陈永贵一同被毛主席亲自点名留在北京时，她的个人身份，已经彻底成了一个时代的符号——工人阶级的优秀代表。 从车间走进钓鱼台国宾馆，吴桂贤一开始住在11号楼，隔壁就是10号楼的江青，环境变了，但她骨子里的东西没变，她依然保持着工人的作息，清晨五点就起床批文件，开会讨论引进设备，别人谈宏观数据，她却从兜里掏出一把棉纱，追问节水指标，关心一线成本。 她始终觉得自己是个工人，不是个“官”，她的工资关系一直在咸阳的工厂，每月领着67.2元，她严格执行“三三制”，时间分成三份，一份在中央，一份回原单位，一份搞调研。 在那些高层会议上，她总觉得资历浅，多数时候都在认真听，最后表态也只是“没意见”，这种拘谨，恰恰是她对自身工人身份的固守。 这种固守，在她主动选择人生道路时，体现得淋漓尽致，1977年，已经继续当选中央委员的她，却主动向中央递交了申请，请求辞去副总理职务，组织上考虑给她安排一个大城市的副市长，或是大型国企的副厂长，她都谢绝了。 她只有一个念头：回家，回西北国棉一厂去，这个选择，比当初当上副总理更能说明她是谁，权力巅峰的风景固然好，但她内心最归属的地方，还是那片熟悉的纺织机轰鸣声。 回到工厂后，她先后担任厂党委副书记和工会主席，1988年，她被派往深圳，执掌一家合资纺织公司，职业生涯始终没离开“纺织”这个老本行，直到1998年退休，她的身份认同始终如一。 退休后的吴桂贤，把工人的奉献精神，投入到了更广阔的社会，她创办教育扶贫基金，成立“深圳市振兴陕西促进会”为家乡招商引资，从为国家生产棉纱，到为社会服务奔走，她用一生诠释了一个劳动者的本色。 她的故事，终究是一个关于“回家”的故事，一个工人对自我身份最彻底的践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