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3月2日，周总理叫醒了正在酣睡的毛主席，焦急地说道：“主席！苏联打我们了！”听到周总理的话后，毛主席瞬间清醒，略加思考，霸气地说：“打我们？我们国家的领土绝对不允许他们放肆，给我打回去！” 一九六九年的春天，北边那条边境线像绷紧的弓弦，轻轻一碰就响。珍宝岛不大，扔在地图上几乎看不见，可偏偏就是这个小地方，把中苏关系一下顶到了最险的地方。 事情也不是三月才冒头。早在一九六八年一月五日，七里沁岛就出过冲突，苏军越境，双方动了手。周总理盯着边境，看完材料，给出八个字，针锋相对，后发制人。意思很直白，中国不主动惹事，可别人真把手伸进门里，也绝不能装没看见。 从一九六八年初到一九六九年初，中苏边界冲突四十多次，珍宝岛方向最扎眼。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和一九六九年一月二十三日，两次严重冲突已经把气氛顶得很高。中央那时正筹备党的九大，不愿边境再起大波浪，苏方却偏要往上拱。周总理和中央军委几位领导反复商量，部队要盯住，方案也得备好。黑龙江省军区提出自卫还击方案，主张派精干部队上岛潜伏，等苏方再动武时狠狠干一下。 周总理没有急着拍板，他掂量的不是一时痛快，而是后面会不会滚成更大的麻烦。中国不先挑事，可主权和领土也不是摆设，真逼到门口，就得还手。 到一九六九年二月，局势明显升级。总参谋部和外交部在二月十九日联合下达指示，同意斗争方案。中央军委批准后，沈阳军区迅速部署。三月二日和三月十五日，两次自卫反击接连展开。 三月十五日那一仗，京西宾馆专门设了房间，架起专线，陈锡联盯前线，乔冠华盯国际动向，最后拍板的人是周总理。中国这边准备了两三个月，从三个军里抽出三个侦察连，一个连二三百人，专门训练，专门配备。苏军坦克、装甲车压上来，地雷先响，炮火后跟，一个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小岛，几十辆车挤成一团，半个小时下来，珍宝岛几乎烧成一片通红。 仗打得利索，收得更见分寸。战况报到北京，周总理立刻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态度很明白，可以打回去，但不能没完没了往上顶，到此为止，不要再打了。 周总理完全赞成，很快要求沈阳军区通知边防部队保持克制。后来苏军还对珍宝岛狂轰滥炸，黑龙江边防部队硬是忍住，没有顺着炮火再往高处走。外头只看见开炮，未必看见收手。打回去不稀奇，打回去以后还能压住火气，这才是真本事。 三月二十一日，出了一桩很惊险的事。柯西金突然通过多年不用的高频通讯装置打电话，要找毛主席或者周总理。接电话的女话务员正在气头上，一听是柯西金，张口就骂，骂完直接挂断。事情报上去，毛主席不高兴，周总理也要求批评教育。可他更担心的不是一句骂人话，而是高层联络的门会不会被彻底摔上。真到了那一步，再想把话递过去，怕就不是靠电话，而是靠炮弹了。 周总理很快作出判断，柯西金来电，可能是试探，也可能是真想找办法缓和局势。边境那边苏军还在加力，警惕不能丢，沟通机会也不能白白放过。他随即同中办和外交部商定应对办法。 果然，柯西金又通过苏联驻华临时代办出面联系。周总理一边要求珍宝岛方向加强兵力火力部署，一边决定用备忘录答复苏方，不接受直接热线，却保留正式外交渠道。这手处理很稳，既没低头，也没把路堵死。 八月十三日，铁列克提方向又出惨案，苏军三百多人，在两架直升机和数十辆装甲车掩护下，袭击中国境内正常巡逻的三十名边防战士，打了四个小时，三十人全部牺牲。苏联内部强硬派开始鼓吹对中国实施核打击，连酒泉、西昌、罗布泊以及北京、长春、鞍山都被挂上了名单。 周总理判断，这不是放空炮。政府声明要发，核试验也要做。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三日和二十九日，两次核试验接连完成。全国迅速进入战备状态，毛主席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周总理任人民防空领导小组组长，疏散人口，迁移工厂，接壤地区部队全部拉紧。 转机出现在九月。胡志明逝世后，柯西金通过越方传话，希望返程时经北京同周总理见面。周总理和毛主席反复权衡，最后还是决定见，但地点和方式都卡得很死，只能在北京机场，非正式会谈。九月十一日上午，柯西金专机降落，周总理、李先念去迎。 一见面，周总理先喊了一声同志，这声称呼不大，却把剑拔弩张的气氛往下压了压。进了贵宾室，周总理没有绕弯，直接点到核打击问题，话说得很硬，真敢先动手，中国就把它视为战争，抵抗到底。谈到边界问题时，他提出维持现状，避免武装冲突，争议地区武装力量脱离接触。会谈谈了三小时四十分钟，双方最后商定恢复接触，推进谈判，十月开始边界会谈。 珍宝岛那几炮，是守住领土。北京机场那三小时四十分钟，是把一场可能失控的大冲突硬生生往回拽。那天首都机场的风不算大，跑道边的人影拉得很长，天色灰蒙蒙的，火却总算没有再往天上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