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冬，解方少将不幸患上了食道癌，一位部下的遗孀得知这件事时，坚持要来探望，谁知解方却急忙请求自己的夫人进行转达：这天寒地冻的，来一趟简直是太受罪了，你离我那么远，还是好好在家休息吧。 一九八三年冬，北京的风已经很硬了，吹在窗上，像有人拿指节一下一下敲。解方少将这时查出食道癌，病情不轻。消息传出去后，一位妇人急着要来看他。她不是普通旧交，而是解方一位老部下的遗孀。事情偏偏拧巴就在这里，这位老部下，当年正是把解方拖进一场风波的人。 照理说，这样的关系，躲都来不及。解方却托夫人带话，说天寒地冻，路又远，别折腾了，在家歇着就好。话说得淡，听着却叫人心里一沉。 一个被人伤过的人，到老了，还在替对方想路远不远、天冷不冷，这就不是一般的客气了。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解方原本过着平静日子，谁知平地里起了风。一位属下因为嫉妒，也因为心里不服，竟伪造出一批所谓证据，拿着文件、证词，往解方身上扣“叛徒”的帽子，还编造说他在潜伏期间向国民党泄露过重要情报。那个年月，这种指控不是小口角，是能把一个人半辈子都掀翻的重罪。名誉、前程、清白，样样都悬起来了。 解方听到这些话，不可能不震动。 换成旁人，十有八九会拍桌子，会急，会恨。解方没有。他接受调查，配合组织，把自己知道的情况一条一条交代清楚，把能拿出来的辩解和证据都摆出来。组织后来对他采取了停职审查措施，这一下，压力更实了。一个带兵打仗的人，忽然被放到这种境地，心里的滋味不好说。 可解方没有乱，也没有因此对自己的信念起疑。他认定了一件事，假的真不了，事情总会查清。 那位诬告他的属下，日子其实也不好过。 他后来一直处在矛盾里，一面愧疚，一面害怕东窗事发。调查拖了很久，组织反复核实，真相终究还是还原出来了。解方的清白得到证实，他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 按常情讲，人到了这一步，总要把那口憋了许久的气出出来。解方偏不。他没有借着真相大白去踩人，也没有翻旧账去讨一份痛快。 事情真正见人心，是在后头。真相查清没多久，那位属下突然重病。 这个消息传来，很多人都在看解方会怎么做。哪怕他袖手旁观，也没人挑得出大毛病，毕竟前头那一刀捅得太狠。解方却一点没犹豫，立刻安排人手，协助对方去北京就医。 他不是嘴上关照几句，而是亲自带队陪同，沿路照应，尽可能把事情办周全。一个曾经被诬告到停职审查的人，转过身去照顾诬告自己的人，这事说起来都让人发怔。 可惜，尽了力，病情还是往下走。那位属下在生命最后阶段，心里装着的，多半只有悔和愧。解方没有等对方低头求饶，也没有拿道德去压人。他只是把能做的事做了，把该尽的情分尽了。越是这样，对方越无地自容。 属下去世后，解方并没有就此撒手。 他又主动承担起照顾遗孀的责任，帮她安排适合的工作，解决住房问题，还托人照应她在新环境里的生活。这些事，听着琐碎，真办起来最费心。解方愿意把这些都担起来，说明他帮人不是做样子，也不是一时心软。在他的安排下，这位遗孀后来顺利回到家乡，日子渐渐稳下来，有了饭碗，也有了住处。她心里清楚，这份安稳不是凭空掉下来的。 所以，一九八三年冬，当她听说解方病重，第一反应就是要来探望。这一趟，不只是来看病人，也是来还一份多年压在心里的情。她想当面说一句感谢，也想替已经离世的丈夫，再补上一点迟到的歉意。解方却拦下了。他让夫人转告，天太冷，路太远，别来了。这几句话，轻得像一片纸，分量却重得很。走到生命后段，他心里想的还是别人受不受罪，而不是自己剩下多少时日。 更让人难受的是，那时解方已经知道自己得的是晚期癌症。可他并没有把时间都拿去悲叹。 他最惦记的，是还没完成的抗美援朝战争回忆录。他知道，自己经历过的那些年月，不只是个人记忆，也是历史的见证。活着的时候不写，许多细节以后就会散掉，模糊掉，甚至被说岔。 于是他拖着病体，坚持锻炼，尽量保住一点体力，把能挤出来的精神都压到写作上。一天写一点，也是在跟时间抢一点。稿子慢慢补齐，他心里也慢慢安了。 解方这个人，说到底，最难得的不是吃过多少苦，也不是扛过多少事，而是心里有尺度。受冤时没垮，洗清时没狂，别人落难时肯伸手，自己病重时还想着别让旁人来回受冻。 这样的人，不会把宽厚挂在嘴上，他只是照着自己的路数做人，把该咽的委屈咽下去，把该留下的暖意留给别人。 窗外还是那个冷冬，风一阵紧过一阵，屋里的灯下，稿纸一页页摊开，字写得慢，却很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