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朱凡被俘，日军见寻常酷刑没用，就把她带到湖边，将她的双腿分别绑在两艘汽艇上，随后威胁道：“你说不说？不说让你好看！” 朱凡被拖到昆承湖边时，身上已经没一块好地方了。 血把衣襟黏住，头发乱成一团，脸色白得吓人。日军还围着她，翻来覆去还是那句，招不招。这个二十二岁的女子抬眼，冷冷看过去，没半点求饶的意思。活路早没了，可骨头还硬着。 他们见寻常酷刑没把她压垮，索性把她的双腿分别绑在两条船上。 湖面起风，芦苇簌簌作响。几个日军还想从她嘴里抠话。朱凡没有。她把胸口残存的力气都顶了出来，高呼中华民族万岁，共产党万岁。那一声，硬得像刀。慌的不是她，是那帮拿枪的。 事情走到这一步，不是突然的。 朱凡原名陆慧卿，一九一九年出生在浙江鄞州，满月不久便跟着父母去了上海。父亲陆成林做工厂生意，家境殷实，原本盼着女儿好好读书，将来接手家业。 若按寻常路数，她本可以安安稳稳长大。偏是乱世不认这个理。 九一八后，陆家的工厂遭到轰炸，多年积蓄几乎一夜见底。陆成林借钱开店，勉强维持生计。还没等缓过气来，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淞沪战火一起，那点指望也碎了。 那年陆慧卿十三岁，刚上初中。年纪不大，事情却看得清。炮火轰下来，倒掉的不只是买卖，还把许多人的日子砸出了缺口。她没缩在家里，反倒参加了一二八淞沪抗战运动。父亲知道后，只叮嘱她小心，并没死命拦着。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上街，上海各校响应，陆慧卿也在其间。 再往后，局势越来越紧，她去清凉寺难民营做志愿工作，也在上海女青年学会办的难童收养所帮忙。那些失了家、丢了父母的孩子，睁着空落落的眼睛看人，比多少口号都更扎心。她受的触动深。 一九三八年，十九岁的她加入中共外围组织雪影社，担任义务教员。 也是这一年，她下决心改名。深夜里，她对弟弟陆启英说，自己以后不叫陆慧卿了，要叫朱凡。 弟弟问为什么，她答得很直，说朱是红色，凡是平凡，她愿意做红色队伍里平凡的一员。名字一改，等于把后路也收了回去。 一九三九年夏秋之交，朱凡提出申请，要去苏常太抗日根据地。 上级批准后，她被安排到常熟陆家市小学担任校长。九月中旬临走前，她对弟弟说，要去常熟了，家里得有人照应。陆启英心里发堵，知道这一去凶多吉少。朱凡倒看得开，说自己像只海燕，注定得往风浪里飞。第二天一早，人已经走了。 到了常熟，她名义上是校长，实际上做的远不止教书。 白天进课堂，晚上下村子，教民众识字，带大家唱抗日歌，也借着流动教师的身份四处联络、宣传、送情报。麻烦很快来了。她是上海长大的姑娘，一开口全是上海腔。常熟一带方言重，外乡人很容易露馅。组织出于安全考虑，提出让不会说方言的党员撤离，第一个点到的就是她。 朱凡不肯，只请组织给一点时间。她跟着学生学，跟着村民练，硬是一句一句把口音磨掉。几个月后，不仅能说当地话，还说得很地道。日伪军盘查过她几回，都没听出破绽。 这一层伪装站稳后，她在根据地里的作用就更大了。 那时沙家浜一带像个流动后方医院，前线伤员常被秘密转移到阳澄湖与昆承湖交界地带治伤疗养。条件极差，没有像样的公路，也缺少轮船，朱凡便带着民运工作队的同志，用简易担架抬，用肩膀背，把伤员送进芦苇荡深处藏起来，再负责照料。 一九四一年，她被任命为苏州横沔区委书记。五月，又调往常熟辛莫区担任区委书记。一个二十二岁的年轻女子，已经成了苏常太根据地的重要骨干。 同年七月，苏常太根据地高层在辛莫区一座尼姑庵开会，偏偏出了叛徒。 朱凡赶到时，庵外已被日伪包围。她脑子转得飞快，冲到一个日军军官面前，抬手就是一巴掌，还装出一副被辜负的模样，又哭又骂，故意把场面搅乱。庙里的同志听见外头不对劲，立刻从后门撤走。等日伪军回过神来，人已经脱身。朱凡自己却没那么幸运，在与日军纠缠时被叛徒认了出来，当场遭到逮捕。 进了监狱，敌人先来软的，拿叛徒做样子，劝她识时务。 朱凡听完便骂。软的不行，硬的就上。皮鞭抽，往伤口里浇辣椒水，把她关进暗牢，还往里放老鼠和蟑螂。她伤口发炎，高烧不退，敌人怕她死得太快，又给一点药吊着，继续审。牙签插手指，老虎凳，烙铁，火烤，能用的都用上了。她始终没吐出半句关于组织和同志的话。 她牺牲后，当地百姓自发在湖里湖外找了三天三夜，始终没找到遗体。 人是沉进湖底了，名字却没有沉下去。她的弟弟受她影响，于一九四四年一月改名朱介元，加入新四军。一九四五年，日军投降。 二零一五年，抗战胜利七十周年，民政部公布第二批抗日英雄名单，朱凡名列其中。沙家浜革命历史纪念馆里，留着她穿白裙的旧照，也留着陆慧卿的学籍档案。 广场上那座三米高的红色芦花雕塑，立在那里，不声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