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渣滓洞大屠杀中，盛国玉在枪响前倒地装死，不久，特务进来补枪，谁料，他们竟然用枪托捅她的腰部，而此时，盛国玉却紧张得不敢动。 那几下子捣在腰眼上，生疼。盛国玉事后跟女儿讲，疼不是最难熬的，最难熬的是人本能的反应，冷不丁被这么一戳，腰腹的肉会自己收紧，甚至想弹起来。她得用全部的力气去压住这种生理冲动。眼球隔着紧闭的眼皮感觉到有人晃动的黑影，枪托的铁质部分冰凉，隔着单薄的囚服烙在皮肤上。她甚至闻到了对方靴子上沾的泥巴味，混着刚射击完还没散尽的硝烟。那一秒被拉得极长，长到她以为自己已经死过一回。 说句心里话，咱们读这段历史，很容易把“装死”想成一种冷静的策略。可那哪儿是冷静啊。那是二十刚出头的姑娘，没受过特工训练，没人事先告诉她该怎么演。她只是凭着最原始的求生欲，在子弹扫进来时本能地扑向那张靠窗的床。旁边罗娟华也倒下了，是真中弹还是也装死，盛国玉不知道，她不敢扭头，不敢睁眼。直到婴儿的啼哭在墙角炸开，然后是“斩草除根”那声恶吼，枪声再次闷响，孩子没声了。她僵在那里，牙关咬得太紧，后来好多天嚼不动饭。 有人会问：那种情况下，装死和被吓死有什么区别？区别在于，吓死是瘫了，装死是收了魂还得压着魂。枪托捅腰那几下，其实是整场屠杀里最残忍的隐喻，敌人不仅要你的命，还要确认你死透，要你带着恐惧和屈辱离开。可盛国玉偏偏在这道确认题上，用“不动”赢了他们。 很多年后她跟记者讲起江姐，讲起睡在她上铺那个手被竹签钉烂了、抓床栏都抓不牢的女人，眼里还会淌泪。她说江姐每次从刑讯室回来，浑身是伤，踩着她的床往上铺爬，手指使不上劲，只能用细瘦的手腕子勾住床沿。她托着江姐的脚往上送，一边送一边哭。江姐反倒安慰她：“哭什么，哭敌人也不会发善心。” 这话盛国玉记住了。记住的不光是仇恨，还有一种说不清的韧劲儿。所以当枪托捣在她腰上时，她心里反复念叨的可能就是这句话，不是口号，是一个浑身伤疤的女人用残废的手教她的：别动，别让他们称心。 渣滓洞那场火最后烧起来了。盛国玉从火里冲出去，跳进男厕尿池，泡在污秽里躲到天亮。一个年轻女人，蹲在那种地方，苍蝇爬满脸，换作平时她死也不肯。可那晚她蹲得纹丝不动。重庆解放那天，她在街上遇见宣传队的学生，穿着借来的便服，头发乱蓬蓬，腿一软差点跪下去。 后来她活到九十多岁，晚年住在垫江女儿家，阳台上种满花，茶几上摆着君子兰。外人来看她，她说话轻声慢语，笑的时候居多。只是每年11月27号前后，话会突然少下去。女儿余琼说，母亲偶尔会哼几句当年的革命歌曲，哼着哼着就停了，望着窗外歌乐山的方向，很久不出声。 盛国玉这一生，好像被切割成两半：前一半是1949年11月27日之前的22年，后一半是之后漫长的七十多年。中间隔着那个夜晚，隔着腰上那块被枪托捣过、阴雨天隐隐酸痛的旧伤。她后来入了党，70岁才转正，仪式很简单，她哭得像个孩子。有人不理解：这么大年纪了，这个身份还那么重要吗？ 她没解释。那几秒钟的“不动”，需要用一辈子去证明：我不光活下来了，我还配活着。 渣滓洞大屠杀中，像盛国玉这样从机枪底下爬出来的，总共15个人。他们带出来的不只是一口气，还有战友咽气前托付的话。后来罗广斌写了两万多字的报告，里边记着难友们一条条血的教训：要防领导成员腐化，要重视生活作风问题，不要迷信上级。那是两百多个没能跨过黎明的人，用最后的清醒留下的遗嘱。 盛国玉生前常念叨一句：“我的命是捡来的。”可她捡起的不光是命，是替那些倒在血泊里的姐妹再看看这个国家的权利。她替江姐看了，替左绍英那个被补枪打死的婴儿看了，替所有没能穿上一身干净囚服走出监狱的人看了。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