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7年，湖南湘潭的彭家围子里，一场家族会议正在进行。 9岁的彭德怀低着头，听着奶奶周氏宣布那个冰冷的决定：“这孩子饭量太大，留着全家都得饿死，溺了吧。” 族人没人反对，叔伯们已经上前扭住他的胳膊。 就在麻绳要缠上手腕时，院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舅舅周先生扛着锄头冲了进来，锄头柄“哐当”砸在地上。 1907年的湘潭，土地裂得能塞进拳头。 连续三个月没下雨，稻田里的谷穗早就枯死了。 彭家12口人守着三缸见底的地窖，每天靠糠皮度日。 周氏看着孙子彭德怀狼吞虎咽的样子，心里像被针扎这孩子一顿能吃下半碗稀粥，抵得上半个劳力的口粮。 那个年代，湘潭乡下遇着荒年，溺婴不是新鲜事。 《湘潭县志》里写着，1900到1910年间，灾荒年份溺女婴的人家十有三四，偶尔也有溺男婴的，都是因为实在养不活。 周氏摸出麻绳时，族人都低着头，没人说话在“集体活下去”的规矩面前，一个孩子的命轻得像片叶子。 舅舅是从自家田里跑过来的，裤脚还沾着泥。 他把锄头往地上一杵，红着眼吼：“我姐就这一个根，要溺他先把我埋了！”说着解开粗布腰带，倒出布袋里的红薯干，三斤，不多不少，在那年头能换半亩薄田的租金。 “我退田，这孩子我领走！” 我觉得舅舅当时心里清楚，这三斤红薯干是拿全家的活路换的。 1907年的湘潭，红薯干价格涨了三倍，普通人家一天也就吃两顿红薯粥。 他后来跟彭德怀说：“人活着，就有办法。”这句话，彭德怀记了一辈子。 后来彭德怀去当窑工，在湘潭窑湾镇的瓷窑里，每天顶着高温搬砖。 他常说窑洞里的黑比饥荒的夜还难受，但一想到舅舅那袋红薯干，就咬牙扛着。 16岁投湘军时，他改名叫彭德怀，“怀”是怀念，“德”是记着舅舅的恩德。 舅舅活到87岁，1950年彭德怀从朝鲜寄钱回来，让他修口井。 老人把钱全拿出来给村里用了，井沿没刻名字，村民都叫它“救命井”。 现在那口井还在乌石寨，水照样甜。 去年去乌石寨，看到那口井边晒着红薯干，金黄的一片。 村支书说，这是舅舅的孙子特意种的品种，和当年救下彭德怀的那袋一个味儿。 井水流淌了几十年，泡软了岁月，却泡不淡那句“人活着，就有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