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52岁的金庸爱上16岁女招待。 这段相差36岁的关系像块投入湖面的石头，把他看似稳固的生活砸出了层层涟漪。 当时他刚写完《鹿鼎记》，《明报》的社论版还在讨论廉政公署的新政策，家里的气氛却已经降到冰点。 朱玫把咖啡杯重重放在桌上，瓷器碰撞的脆响里，她盯着丈夫衬衫领口的口红印。 这个和金庸一起创办《明报》的女人，曾经用笔名"露丝"写遍港九风云，此刻却只能看着丈夫在副刊专栏里写"十六岁的眼睛像清晨的露珠"。 丽池酒店的茶座成了金庸新的书房，那里的女招待会给他泡不加糖的龙井，听他讲韦小宝的故事。 查传侠的死像把钝刀，慢慢割着这个家。 19岁的少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宿舍里结束生命时，手里还攥着《天龙八部》英译本。 警察在他枕头下找到七本存在主义著作，书页里夹着纸条，写着"萧峰为何不跑"。 金庸停掉连载了十年的武侠专栏，那天《明报》头版换成了青少年心理热线的电话号码。 朱玫没掉眼泪，只是把《鹿鼎记》的全部版税划进新成立的辅导基金。 报社老员工说，那段时间她总在深夜改教育版的稿子，红笔圈出"亲子沟通"四个字。 《明报》的广告栏开始出现更多心理咨询机构的启事，武侠小说的连载版面，慢慢被青少年故事取代。 离婚协议谈了三年，朱玫只要七成财产和《明报》的经营权。 金庸搬走那天，只带走了一箱子手稿和墙上那幅"侠之大者"的书法那是朱玫早年写给他的。 搬家工人说，老先生抱着书法卷轴站在楼下，看着渣甸山大宅的灯光一盏盏熄灭，像看自己写崩的江湖结局。 后来在剑桥读博时，金庸研究唐代皇位继承制度。 81岁的老人在图书馆抄史料，笔记里反复出现"长子责任"四个字。 他的博士论文里有段分析玄武门之变的文字，说"权力期待是把双刃剑，既伤自己也伤最亲的人"。 这段文字旁边，放着查传侠12岁时的作文，题目是《我的爸爸是大侠》。 儿子留在宿舍的《天龙八部》英译本，后来被金庸捐给了香港大学图书馆。 书里萧峰自尽那页，有少年用铅笔写的批注："爸爸写的结局，原来都是真的。 "现在那本书的借阅卡上，还常有年轻人的名字，他们大概不知道，这个武侠大师最想写的，其实是一个关于救赎的故事。 他用《明报》的版税帮助过的那些孩子，或许就是他给儿子的，一封迟到了四十年的回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