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问刘墉：“朕34岁，属马，刘爱卿，你呢？”刘墉说：“臣也34岁，属驴。”乾隆一脸迷惑：“咱俩同岁，为何朕属马，你属驴？”刘墉的一番话，逗得乾隆哈哈大笑。 朝堂之上的烛火映着刘墉微驼的脊背，他拱手躬身，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皇上属马，是天马行空的龙驹，统御天下、恩泽万民，踏的是康庄大道、承的是天命福祉。 臣属驴，是拉磨负重的笨驴，日日在案前磨墨、在民间奔波，守的是规矩、扛的是责任。”这话刚落，乾隆紧绷的嘴角就泄了笑意，殿内的文武百官也跟着松了口气——谁都知道，刘墉素来耿直，可这份耿直里藏着旁人学不会的通透。 刘墉出身山东诸城的官宦世家，父亲刘统勋是三朝元老，以刚正不阿闻名。他自小饱读诗书，却没沾染半点纨绔气，考中进士后从地方县令做起，硬生生凭着一股“驴劲”站稳脚跟。 在江宁府任职时，他为了查清漕运贪腐案，连续半个月泡在码头仓库，跟着船夫一起装卸粮食，脚上的官靴磨破了两双，最终揪出幕后黑手，为百姓追回了被克扣的漕粮。这份踏实肯干的性子，让他在官场中显得格外特别，也渐渐被乾隆看在眼里。 乾隆三十八年，刘墉调任京城，入职南书房。初入朝堂时，不少官员觉得他土里土气，背后偷偷叫他“刘罗锅”，可他从不在意。 有一次议事，和坤借着讨论治水之策，故意刁难他：“刘大人久在地方，想必对河工事务了如指掌，不如说说，这黄河大堤该用多少块石头？”这话问得刁钻，河工用料需按实际地形计算，哪有固定数目。 刘墉却不慌不忙，回怼道：“和大人掌管户部，不如先说说，今年拨给河工的银子，有多少真正用在了大堤上？”一句话戳中要害，和坤顿时语塞，乾隆在龙椅上看得明明白白，心里更添了几分赏识。 那日朝堂上的“属驴”之谈，并非刘墉一时兴起。他深知乾隆虽为明君，却也爱听顺耳话，可一味逢迎只会让君王迷失。 他用这种诙谐的方式，既捧了乾隆，又暗表了自己的为官之道——君王如马，引领方向；臣子如驴，踏实前行。这种进退有度的智慧，让乾隆对他愈发信任。 后来乾隆下江南，特意带着刘墉，沿途遇到百姓告状，刘墉总是当场受理，哪怕是深夜，也会提着灯笼去查访实情。有一回在苏州，他为了核实一桩冤案，乔装成货郎混入市井，连续三天蹲守在菜市场，终于找到关键证人，为蒙冤者洗清了罪名。 刘墉的“驴性”，实则是一种清醒的坚守。在那个阿谀奉承盛行的官场，他不攀附、不迎合，始终把百姓的事放在心上。 他曾说：“为官者，当如驴一般，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方能不负朝廷、不负百姓。”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任职吏部时，他整顿吏治，废除了不少繁琐的规矩，让选拔官员的过程更加公平公正；晚年主持修撰《四库全书》，他亲自校对典籍，哪怕一个字的谬误，也绝不放过，为此熬坏了眼睛，却从未抱怨过半句。 乾隆晚年，曾私下问刘墉：“你追随朕几十年，一直自称属驴，难道就没想过换个‘体面’的说法？”刘墉笑着回道：“驴虽看似愚钝，却能负重致远、任劳任怨。 臣愿做这样的驴，陪着皇上守好这江山，护好这百姓。”乾隆听后，良久不语，随即感叹：“朕有刘墉，如得良驹配鞍，实乃幸事。” 刘墉的智慧，不在于口若悬河的辩解，而在于以柔克刚的通透。 他用“属驴”的自嘲，既保全了君王的颜面，又坚守了为官的初心。这种为人处世的哲学，即便放在今天，也值得深思——真正的聪明，不是锋芒毕露的张扬，而是懂得收敛棱角、踏实做事的沉稳。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