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一位老人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参观时，他趁附近没人就想摸一下文物，工作人员连忙阻拦，老人却红着眼眶说：“你知道我为什么要去摸它吗?当年是我把它一路从于都背到延安的……它就像我的亲人一样啊!” 1976年的北京军事博物馆里，空气突然凝固了，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正把布满皱纹的手颤颤巍巍地伸向展柜里那个锈迹斑斑的铁疙瘩，工作人员急坏了，一个箭步冲上去拦在了中间：“同志，这是国家一级文物，严禁触摸”。 老人僵住了，被拦下的那一刻，浑浊的泪水顺着他的眼角滚落，滴在地板上，他没有争辩，只是指着那台冰冷的金属，声音哽咽得像是在哀求：“同志，哪怕就让我摸一下，当年是我用后背把它一步步驮到延安的啊”。 这不仅是一台旧机器，这是他的“老伙计”为了这一眼，他足足等了四十多年，那一年，老人已是八旬高龄，如果不是因为身患重病被家人带到北京求医，这段被尘封在博物馆玻璃柜里的血色传奇，恐怕永远无人知晓。 展柜里的这台手摇发电机，只有68公斤重，但在漫漫长征路上，这68公斤却重若千钧，它是红军唯一的电源，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指挥千军万马的“千里眼”和“顺风耳”没了它，电台就是废铁，红军就是聋子、瞎子。 但这68公斤的重量，最懂的人叫谢宝金，时间倒回1932年，当时的谢宝金还是个在江西于都卖力气谋生的穷苦汉子，他个头极高，足足有一米九，肩膀宽得像扇门，有着一股子使不完的蛮力，这副好身板一眼就被当时担任钨矿总经理的毛泽民相中了。 一句“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让这个老实巴交的农家子弟毅然把这身力气交给了革命，仅仅两年后，长征开始。组织上给了他一个硬任务：这就是你的命，人在发电机在，这句承诺，太沉重了。 起初，护送这台宝贝机器的是一个128人的加强连，路有多难走，不仅是这68公斤的铁块压在肩上，更有天上的飞机轰炸，地上的敌人围追，湘江一战，鲜血染红了江水，原本一百多人的护卫队伍在枪林弹雨中接连倒下。 走到后来，那个曾经喧闹的加强连，只剩下了两个人，还有一个，就是死死护着发电机的谢宝金，怎么护，不是简单的扛着走，到了过草地的时候，双脚一踩就是一个泥坑，连人都自身难保，更别提还得扛着个铁家伙。 谢宝金眼珠子一转，居然想出了个“土办法”他找来周围最粗的黄竹，在那吃人的泥沼里扎了个简易竹排，把发电机金贵地供在上面，他在前面生拉硬拽，泥浆没过了膝盖，每挪一步都要从嗓子眼里吼出一声劲来。 如果是爬雪山呢，三个人轮流背，气都喘不上来，遇到那些单人都难站稳的陡峭山坡，谢宝金就把牙关一咬，一个人硬生生扛起这68公斤，像个钉子一样扎在雪地上往上挪，他大字不识几个，却为了这台机器硬是把自己逼成了半个技师。 炮火连天的时候，别人忙着躲炸弹，他忙着给发电机上油、擦拭，两万五千里，一步没少走，这台发电机楞是被他像伺候亲生孩子一样，毫发无损地背到了陕北，连毛主席见了都对他竖大拇指，夸他是红军的功臣。 按理说，立下这么大功劳，新中国成立后怎么也能享个清福，可谢宝金的选择，让所有人都看不懂，仗打完了，国建立了，他却觉得自己完成了使命，居然执意要求复员，要回江西老家种地去。 组织上想留他在北京工作，他连连摆手：咱没文化，年纪也大了，不能占着位子给国家添累赘，回到于都老家的谢宝金，真的就做回了一个普通的农民，他在供销社起早贪黑地干活，甚至后来为了生计还去收过废品。 乡亲们有时候看着这个佝偻着背的老头，哪里能想到他那双粗糙的大手，曾经托举过中国革命的“耳目”日子过得紧巴，家里上有老下有小，妻子常年卧病在床，四个孙子上学都要用钱，换作旁人，凭着那张“老红军”的证件，哪怕跟组织开一次口，日子也能好过不少。 但谢宝金这一辈子，哪怕穷得叮当响，也绝不向国家伸一下手，在他心里，能活着看到好日子，这就够知足了，直到1976年的那个秋天，那次看病间隙的偶然参观，才让那一幕感人至深的重逢得以发生。 当他再次看到那个“老伙计”时，虽然已经被当做文物被玻璃隔开，但他知道，它和他一样，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那一刻的泪水，是对逝去战友的交代，也是对自己峥嵘岁月的慰藉，谢宝金在1984年走完了他那朴实而又壮阔的一生，享年86岁。 他确实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小人物，出身贫寒，回归平凡，但在那两万五千里的征途上，正是无数个像他这样有着钢铁脊梁的“小人物”硬是把一个国家的未来扛在了肩上，那台发电机至今仍静静地躺在军事博物馆里。 如果你走近细看，或许还能在那斑驳的锈迹下，感受到当年那个江西大汉肩膀上的温度。 信息来源：红色于都 | 追记那个背着发电机走完长征路的于都人—于都县人民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