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一对上海知青夫妇，于吉林延边插队时，在当地孤寡老人李阿妈家里，一起生活了10年。10年后，当知青返城，夫妻二人跟公社反映：“如果我们能回上海，一定要带着李阿妈走。” 1979年的初夏，神州大地上涌动着一股返城的狂潮。无数知青打点行囊，心中装着对外面的世界的渴望和对家乡的思念，这一别，大多是再不回头的决绝，然而在吉林延边的某个公社里，来自上海的姚祚塘和林小兰夫妇却成了最后的“钉子户”。 他们的档案手续其实早就齐备了，阻碍他们脚步的不是政策，而是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老人，如果不带上67岁才相识的朝鲜族老妈妈李桂花，这对夫妇宁愿烂在长白山脚下的泥土里，当公社干部为难地表示李阿妈的户口无法随迁进大上海时，姚祚塘急得眼眶发红。 这对已经在黑土地扎根十年的夫妻发了狠话：老人不走，我们也绝不走，这段这种超越血缘的死磕，还得从1969年的那个寒冬说起，那时候的延边，凛冬的肃杀能把大城市的娇气在一夜间冻碎。 林小兰和姚祚塘作为高中老同学，一同插队到了这里，一个出身工人家庭习惯了照顾弟妹，一个出身知识分子家庭满脑子书卷气，但在绝对的贫瘠面前，两人的生存技能几乎为零，这群知青刚来时，那不仅仅是吃苦，简直是在渡劫。 房子四处漏风，灶膛里的火永远生不旺，吃进去的饭夹生带着糊味，胃里常常是一顿饥一顿饱的折磨，就在这群年轻人快要扛不住的时候，独居的李阿妈推开了他们的房门，老人家早年丧夫，膝下无子，1902年出生的她看这群孩子像是在看自家流落在外的骨肉。 她把自己那个并不宽敞的农家小院，变成了知青们的避风港，从淘米的力道到火候的控制，老人手把手地教，为了让这群南方胃适应北方的粗粮，她变着法子熬粥、甚至还张罗着帮知青养了一头小猪。 那是知青点里难得的一抹暖色，作为回报，家境稍微殷实点的姚祚塘在手头宽裕时，买来石灰和木料，不仅把阿妈那个昏暗土房的门窗修缮一新，还把熏黑的墙壁刷得雪白，这种双向的奔赴，在随后十几年的岁月里，生生锻造出了比血缘更硬的关系。 真正的生死之交发生在1974年，那年姚祚塘突发黄疸性肝炎，在缺医少药的农村，这病几乎能把一个壮劳力拖垮，夫妻俩六神无主之时，是李阿妈四处讨来一个近乎“巫术”的偏方：用铲下来的桐树皮煎鸡蛋服下，再把荞麦皮磨成粉在灶膛里烧大火。 让病人就在那滚滚烟尘里熏蒸捂汗，这一番看着吓人的折腾，硬是把姚祚塘从鬼门关拉了回来，而早在1970年林小兰生产时，也是这位裹着小脚的老太太，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深一脚浅一脚地翻过山路去邻村请接生婆，又用自己省下来的口粮给产妇做滋补。 才保住了母子平安，那个出生在延边的孩子，取名“延民”在这个孩子的记忆里，是阿迈（奶奶）用背带把他勒在背上做家务，是阿迈为了给他补充营养，满世界去讨要糖票，糖票不够的时候，阿迈就教这对年轻夫妻用土法子，拿高粱和小麦发酵熬制饴糖。 所以，当1979年返城的号角吹响，不仅是姚祚塘夫妇铁了心，连已经10岁的小延民都抱住老人大哭：“阿迈不走，我也不走”这场“家庭抗争”最终惊动了远在上海的双方父母，老人们回信表态。 哪怕全家每人省下一口饭，也要把这位救命恩人养起来，这一家三代人的决心，加上生产队想给的“五保户”待遇被坚决谢绝，公社最终无奈放行，在回上海的路上，夫妻俩甚至特意绕道北京，背着近八旬的老人爬长城、瞻仰纪念堂，生怕老人这辈子留下遗憾。 上海这座光怪陆离的大都市，最初让李桂花感到晕眩和恐慌，语言不通、车辆穿梭，老人甚至不敢独自迈出家门，但姚祚塘夫妇用惊人的耐心抹平了这些沟壑，他们给老人买了当时稀罕的“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解闷，后来又凑钱置办了14寸的彩电。 这对曾经被老人庇护的知青，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反哺，夏天他们烧好温水给老人擦洗，冬天，姚祚塘会提前灌好热水袋塞进老人的被窝，林小兰则一针一线地用绸缎给老人缝制贴身软糯的棉衣。 这个没有任何法定抚养义务的老太太，在上海享受到了连亲生父母都未必能拥有的尊荣，这桩奇事甚至惊动了上海当地的媒体，记者采访见报后，派出所特事特办，真的给这位朝鲜族老人落了上海户口，让她成了名正言顺的上海市民。 1991年，林小兰的父亲背着患病的老人楼上楼下地跑医院化验，直至老人安详离世，享年89岁，在上海生活了整整12年后，这对夫妇按照朝鲜族的习俗，捧着阿妈的骨灰，跨越千里回到了延边安葬。 从泥泞的吉林农村到繁华的上海弄堂，这段没有任何血缘羁绊的缘分，跨越了地域与民族，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他们用几十年的光阴，诠释了什么叫作“以命换命，以心换心”。 信息来源：上海知青姚祚塘、林小兰夫妇重回第二故乡延边...2024-09-23 ·延边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