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12岁的莫言透过窗户纸的破洞，看到一名男教师正往女教师郑红英的裤腰里塞花生，郑红英“咯咯”地笑个不停。但莫言怎么都没想到，一个窥探，竟断送掉自己升中学的机会。而且，这一辍学就是17年！ 1967年的冬天，风硬得像刀子，因为给办公室送通知，或者纯粹是干完杂活路过，一股子勾人的香味钻进了少年莫言的鼻子，那是炒花生的味道，在那个饭桌上永远不够分的年月，家里有点好吃的都要藏着掖着，这一股油香简直能把人的魂勾走。 特别是那时候学校里号召买红袖标，莫言攒了八毛钱买的竟然是个“简配版”姐姐只花了五毛钱却买了个绸缎面的“豪华版”少年心里正犯嘀咕：这中间的差价，难道变成了老师嘴里的零嘴。 就在那个黑漆漆的夜晚，好奇心战胜了寒冷，他踮起脚，凑向办公室窗户纸上的那个破洞，屋内昏黄的灯光下，没有什么严肃的批改作业，只有一场让少不更事的孩子看得面红耳赤的戏码，男老师正捏着花生米，一颗颗往年轻女代课老师郑红英的裤腰里塞。 那花生掉在地上几颗，郑红英却笑得花枝乱颤，肩膀直抖，连空气里都弥漫着一种那个年纪还看不懂的暧昧与荒唐，这要是烂在肚子里也就罢了，偏偏第二天，莫言把这见闻当成了秘密武器，分享给了同学张立新。 张立新是个有才还没处使的“刺头”听完就在大队部的墙上搞了个大动作，一幅用焦炭画的夸张漫画，画面上男教师龇牙咧嘴，郑红英裤腰鼓鼓囊囊，旁边还配了行大字“花生塞了一斤”这下好了，村里的大人小孩围得里三层外三层。 指指点点中，郑红英的名声像是被扔进了泥潭，她在大街上骂了好几天，心里这根刺，却精准地扎向了“情报源头”莫言，报应来得很快，第二年农业联合中学招生，这可是当时农村孩子跳出农门的独木桥。 好友张立新凭着烈属的硬过硬背景进了门，可莫言看着那红榜看了半天，唯独没自己的名字，原因很冠冕堂皇：家里成分是中农，但这背后的推手，明眼人都知道是谁，那时候，郑红英就在那个掌握命运的办公室里坐着，手里捏着笔，一脸冷若冰霜。 莫言的姐姐带着弟弟去求情，低声下气的样子让人心疼，可郑红英连眼皮都不抬一下，冷冰冰抛出一句“上级规定不让收”姐姐不死心，第二天揣着几个鸡蛋，那可是家里的一笔“巨款”又去找她。 结果鸡蛋被一把推开，那是彻底的决绝，才12岁的莫言站在旁边，手攥得指节发白，只能眼睁睁看着书包变成了锄头，黑板字变成了漫天的黄土，辍学后的日子，是用汗水和盐碱地拌在一起吞下去的。 那个爱听老人讲狐仙鬼怪故事的少年，不得不把所有的幻想都压在沉重的农活下，天不亮就下地，湿草鞋里的脚冻得失去知觉，夏天日头毒得像火烤，只有那一嘴带着苦味的冷窝头能填填肚子，那种被社会抛弃的孤独感，比肉体的劳累更折磨人。 放牛的时候路过中学门口，听着里面的读书声，他甚至不敢抬头，那是心底最深的疤，后来去了县棉花厂，生活依旧是粗粝的，机器轰鸣声震得耳膜疼，漫天的棉絮呛得人嗓子发干，但在传送带旁，在那堆乱糟糟的棉花包背后，他找回了一点属于自己的光。 哪怕纸是粗得扎手的废纸，笔是快秃了的铅笔，他还是要把那压抑的思绪记下来，这种在夹缝中求学、在噪音中写作的习惯，贯穿了他整个青年时代，学历成了他最大的一块心病，1973年在厂里填履历表，他硬着头皮写了个“初中一年级”结果被人当众戳穿。 那张涨红的脸刻满了羞耻，1976年进了部队，填表时他又虚报了个“初中二年级”这谎撒得心惊胆战，生怕哪天又因为“学历造假”被打回原形，直到1984年，他在部队已经靠《春夜雨霏霏》《丑兵》在文坛崭露头角。 作家徐怀中慧眼识珠，让他破格参加了解放军艺术学院的考试，当背着行李走进大学校门的那一刻，那个在风雪夜被赶出校门、背负了十七年“文盲”阴影的放牛娃，终于在阳光下挺直了腰杆。 那些年吃过的苦、受过的白眼、闻过的花生香和土腥味，最后都变成了纸上的字，他在军营昏暗的油灯下，把高密东北乡的红高粱种进了全世界读者的心里《透明的红萝卜》《生死疲劳》每一个字都像是从那片贫瘠又丰饶的土地里长出来的。 2012年，当那个来自瑞典的电话打进莫言老家的院子里，秋风正吹得树叶哗哗作响，从12岁被迫辍学的中农之子，到中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这条路漫长得让人不敢回望。 谁能想到，当年那个因为一口花生、一幅画被堵死人生路的少年，最终用手中的笔，为自己画出了一条通天大道。 信息来源：高密市人民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