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日军占领祁县后，汉奸们积极为日军效力，陈赓指示干掉几个汉奸震慑败类，查玉升笑道：“交给我吧。” 那会儿华北平原的炮声还没停，祁县城里的维持会牌子就挂起来了。 这些穿着绸缎马褂给日本人点头哈腰的家伙，比城外的鬼子更让老百姓堵心。 386旅旅长陈赓在临时指挥所里来回踱步，桌上的煤油灯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当时就觉得得给这些败类点颜色看看，不然这抗日的人心都要散了。 查玉升那会儿刚从洼地突围出来，棉衣上还沾着泥点子，听说要去收拾汉奸，眼睛一下子亮了，本来想推辞说补充营刚打完仗需要休整，但后来发现这任务比正面硬拼更对他的脾气。 查玉升能接下这活儿不是没道理。 一个月前日军夜袭旅部，他抱着机枪带头从洼地往外冲，子弹嗖嗖从耳边飞过也没皱下眉头，硬是把被围的陈赓给救了出来。 这种临危不乱的狠劲在敌后太稀缺了。 陈赓后来跟参谋说，查玉升这小子不光能打，脑子还活泛，让他带支小队伍去折腾汉奸，比派一个团去扫荡管用。 那会儿八路军缺枪少弹，正面硬碰硬肯定吃亏，只能靠这种“四两拨千斤”的巧劲。 祁县维持会会长王敬斋是第一个倒霉的。 这家伙以前是做绸缎生意的，日本人来了就主动当起了“维持会长”，天天帮着催收粮食，老百姓背地里都叫他“二鬼子头”。 查玉升带着两个侦察员摸到他家院墙外时，正听见院里传来搓麻将的声音。 本来想直接翻墙进去，后来发现院墙上拉着铁丝网，就绕到后门，用匕首撬开木锁摸了进去。 王敬斋看见黑洞洞的枪口时，手里的麻将牌撒了一地，查玉升没跟他废话，枪响后在桌上留了张字条，上面就三个字“查玉升”。 这张字条后来成了汉奸圈里的催命符。 太谷县的伪警察局长夜里上厕所，发现门楣上插着把匕首，刀柄上缠着同样的字条；东观镇的粮商刚收完日军要的粮食，第二天就被发现吊死在粮仓门口，胸口也别着“查玉升”的纸条。 其实这些活儿不全是查玉升干的，他带的特务队就十几号人，却让整个晋中平原的汉奸都觉得身边藏着双眼睛。 有次汉奸开会，有人提议悬赏捉拿查玉升，结果没人敢接这活儿，怕晚上就被人摸了脖子。 搞掉几个铁杆汉奸后，查玉升把目光转向了祁县纺织厂。 这家厂子给日军做军服布料，当时八路军过冬的棉衣还没着落。 厂长姓李，原来是个本分商人，日本人来了不敢不从，但没手上沾血。 查玉升没直接动手，而是托商会会长递了封信，说要五百匹布。 李厂长吓得连夜想跑，后来发现城门都被日军看着，无奈之下只能硬着头皮找商会会长商量。 查玉升本来想狮子大开口，后来发现把人逼急了对谁都没好处，最后敲定三百匹黄布加两百匹白布，八路军按市价付钱。 交布那天，李厂长亲自押车到城外树林，看见查玉升穿着打补丁的军装，身后十几个战士背着步枪站得笔直。 他本来以为会被抢，没想到查玉升让会计当场点了银元，还笑着说以后要是再给日本人干活，下次就不是要布这么简单了。 李厂长回去后大病一场，再也没接日军的订单。 这件事在商人圈子里传开，不少给日军办事的老板开始偷偷给八路军送物资，怕哪天“查玉升”的字条出现在自己家门口。 查玉升这手“胡萝卜加大棒”玩得确实高明。 那会儿冀中军区的武工队也在除奸，但大多是匿名恐吓，效果远不如这种“实名威慑”来得直接。 汉奸们不知道查玉升在哪，什么时候会来，这种不确定性比真刀真枪更让人害怕。 后来太岳军区总结经验时说，查玉升创造的这种心理战术，比消灭一个小队的日军还管用，至少让敌后的伪政权半年不敢全力配合日军“扫荡”。 查玉升后来成了开国少将，但他总说1938年在祁县的日子最难忘。 那会儿没电台没汽车，全靠两条腿和一张嘴，硬是在日军眼皮底下搅了个天翻地覆。 其实不光是他，当时敌后有无数这样的战士，用各种办法跟敌人周旋。 他们可能没留下名字，但正是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斗争，一点点瓦解了日军的统治根基。 如此看来，抗日战争从来不只是战场上的厮杀，更是人心的较量。 查玉升用他的方式告诉那些动摇的人，当汉奸没有好下场；也让老百姓看到，总有人在为他们撑腰。 这种较量或许没有炮火连天的壮烈，却实实在在决定了战争的走向。 毕竟老百姓心里有杆秤，谁真心抗日，谁认贼作父，他们看得比谁都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