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在莫斯科留学，和冯玉祥女儿冯弗能谈恋爱，并发生关系，冯弗能是他的初恋。但他的朋友不太同意他们交往，朋友认为他们理念不同，很难走远，冯弗能是个爱玩耍的小姐，她给蒋经国写过这样的信：“我真是没有出息到了极点了。” 1926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19岁的蒋经国攥着结婚证书。 证书上，18岁的冯弗能用钢笔描了朵小梅花。 这对中国留学生的婚礼轰动了整个校园，一个是蒋介石长子，一个是冯玉祥爱女，门当户对的革命后代，连苏联老师都夸“天生一对”。 没人能想到，这场被祝福的婚姻，会在一年后成为两人生命里最痛的疤。 1925年，16岁的蒋经国踏上了西伯利亚铁路，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他是蒋介石的长子，被送来“接受革命洗礼”。 17岁的冯弗能随父亲冯玉祥考察苏联后，也被送进这所“红色学校”。 两个年轻人像两棵刚抽芽的白桦，在异国土壤里疯长。 他们一起在图书馆啃《资本论》，课间绕着操场散步，冯弗能把从国内带的桂花糕塞给蒋经国，蒋经国则用俄语教她唱《国际歌》。 同学回忆：“他俩总凑在一块儿，蒋经国说革命理想，冯弗能就笑他‘像个老学究’，但眼睛亮得像星星。” 热恋来得迅猛。 1926年，他们揣着护照去登记结婚。 苏联婚姻登记处的工作人员盯着两人证件笑：“中国革命的下一代，连结婚都这么有气势。” 可甜蜜里，总有着苦。 蒋经国的朋友私下劝他：“弗能是富家小姐，爱跳舞看剧，你满脑子都是革命，走不远的。” 冯弗能自己也慌，她给蒋经国写信：“我真是没有出息到了极点了。” 字迹歪扭，信纸被眼泪洇出褶皱。 她知道自己贪玩，怕配不上他“要改变中国”的热忱。 变故来得毫无预兆。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血洗共产党人。 消息传到莫斯科，蒋经国的“革命长子”光环瞬间变成枷锁。 苏联视他为“反革命之子”，同学们开始疏远。 更糟的是，冯玉祥为自保，宣布与蒋介石合作，还遣返了苏联顾问。 冯弗能陷入两难，一边是父亲“回国”的电报，一边是蒋经国“划清界限”的催促。 她收拾行李时翻出结婚证书，背面还留着蒋经国写的“革命到底”，墨迹未干。 蒋经国的选择更残酷。 为留在苏联，他公开声明：“冯弗能思想有问题，是国民党派来监视我的。” 这句话像刀，扎进冯弗能心里。她原以为他是懂她的。 懂她爱玩的小心思，懂她对父亲的依赖，可此刻他眼里只有政治正确。 1927年7月，冯弗能独自登船回国。 码头上，蒋经国没来送行。 后来她在回忆录里写：“船开时，我望着莫斯科的方向，突然明白，我们的爱情，死在那封声明里了。” 冯弗能回国后，按父亲安排嫁入北京张姓人家，后随丈夫去了英国。 她再没提过莫斯科的往事，只在给闺蜜的信里轻描淡写：“那段日子，像场醒不过来的梦。” 蒋经国则在苏联熬了十四年苦日子。 他被下放到乌拉尔山区伐木，冬天零下四十度，手冷的握不住斧头。 直到1937年，他才获准回国，身边带着苏联妻子芬娜。 那个在工厂里和他同啃黑面包的俄国姑娘。 芬娜陪他走过最暗的日子。 蒋经国被解除职务时，她用微薄工资养全家。 他在日记里写“情绪低落”，她就变着法儿给他煮罗宋汤。 1945年西安事变后，蒋经国携妻带子回南京，蒋介石见芬娜温柔贤淑，为她取名“蒋方良”。 这边的蒋方良，用五十三年诠释了“陪伴”。 蒋经国访美遇刺，她在医院守了三天。 蒋经国糖尿病发作，她每天研究菜谱。 他去世后，她每天去他房间摸一摸，去铜像前说说话。 直到2004年，88岁的蒋方良在台北病逝，始终没走出“失去他”的悲痛。 1926年的那场婚礼，终究成了历史的注脚。 冯弗能的“没出息”，何尝不是清醒！ 她知道自己要的是安稳小日子，不是政治旋涡里的牺牲品。 蒋经国的“划清界限”，何尝不是无奈。 在大时代里，个人的爱恨，终究要让位给生存与政治。 或许正如曹聚仁说的：“他不比其他要人更荒唐，也不比其他要人不荒唐。” 只是那对在莫斯科雪地里交换戒指的年轻人，再也没机会，把“一生一世”写完。 主要信源：（商洛之窗——蒋经国初恋：16岁时与冯玉祥女儿坠入情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