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0月，兵败的吴佩孚带着卫队逃到邓县，于学忠带着手下六个师长出门迎接，态度一如以往，这让吴佩孚感动不已。 于学忠生于山东蓬莱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早年从军，给他提供了接触军营的机会。他在1904年进入毅军随营学堂，成绩拔尖，毕业后逐步在北洋系统中积累经验。1917年转入直系部队，担任炮兵营长，那时他的表兄赵荣华是上级，这层关系让他更快适应环境。直系内部竞争激烈，于学忠通过实际表现获得认可，1922年接替赵荣华成为旅长。吴佩孚作为直系核心人物，看中他的能力，推动他快速晋升，到1926年已掌管第九军和荆襄地区事务。北伐战争爆发，直系成为首要打击对象，吴佩孚的部队在南方失利，控制区逐步缩小。于学忠的部队则驻守河南一带，面对外部压力保持阵脚。 吴佩孚的军事生涯起步于北洋时代，早年参与过护国战争和直皖战争，逐步成为直系领袖。1920年代初，他掌控直鲁豫和两湖地区，势力达到顶峰，曾组织十四省联军对抗其他派系。但内部矛盾和外部联盟让他在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失势，退守南方。1926年北伐军推进迅速，吴佩孚的军队在湖北战场上接连败北，士兵士气低落，补给跟不上节奏。主力被击溃后，他只带卫队北撤，途经汉水流域，试图寻找依托。邓县位于河南南部，是于学忠临时指挥部所在地，这里地势平坦，便于部队集结，但也容易成为各方势力关注焦点。 北伐战争的背景是国民党联合各方力量推翻北洋军阀，吴佩孚的反苏立场让他成为首要目标。苏联援助北伐军武器和训练，提升了他们的作战效率。吴佩孚的直系部队装备老旧，指挥层存在分歧，导致在贺胜桥等关键战斗中无法有效抵抗。败退过程中，吴佩孚试图重组残部，但很多军官已见风使舵。于学忠作为他的旧部，掌控八个师的兵力，包括阎得胜第七师等，这些部队分布在荆襄一带，负责边防和警备。1926年10月，吴佩孚抵达邓县时，于学忠面临内部压力，手下军官担心收留会引来北伐军和冯玉祥的进攻。 于学忠坚持己见，拒绝驱逐吴佩孚的建议，这反映出军阀时代人际关系的复杂性。吴佩孚曾提拔他从团长到军长，这种恩情在乱世中成为维系纽带。迎接仪式中，于学忠带六个师长出门，保持以往礼节，这在当时环境下显得突出。吴佩孚的部队已溃散，他本人也失去对大局的掌控，但于学忠的举动提供了短暂喘息。邓县事件后，冯玉祥的国民军从潼关方向推进，孙连仲部逼近本地，南方北伐军也集结兵力。吴佩孚评估形势，提出将主力移往豫东，以避开包围圈。但命令下达后，部分师未响应，甚至卫队内部出现动摇，这暴露了军心不稳的问题。 吴佩孚决定西进四川，投靠杨森等当地军阀，那里地形复杂，便于暂避锋芒。于学忠劝阻，认为带重兵入川可能引起猜忌，建议只携卫队前往，以免喧宾夺主。吴佩孚未采纳，坚持离开中原四战之地。撤退途中，卫队因听说敌军逼近，一夜间散去上千人，剩下四千余人跟随。于学忠在吴佩孚离去后，召集军官讨论出路，认为继续抵抗无益，投靠他人又违背原则，只能选择解散部队。他安排阎得胜代理事务，分发剩余军饷，让官兵各自回家。这一步骤体现了于学忠的务实态度，避免无谓牺牲。 于学忠返回蓬莱老家，下野隐居，这在军阀中不算常见选择。张作霖闻讯，欣赏他的能力和忠诚，派人招揽。于学忠旧部被冯玉祥收编后，因待遇不公发生冲突，在将领带领下袭击孙连仲部，拉出大部分人马。随后，代表赶到蓬莱，请于学忠复出。他评估形势，决定投靠奉系，认为大派系更有保障。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重用于学忠，授予更高职务，包括第一军军长和东北边防要职。1928年东北易帜后，他调任甘肃省政府主席，参与中东路事件，获青天白日勋章。1930年入关，任平津卫戍司令兼河北省主席。 于学忠的后期生涯涉及抗日战争，1931年升江苏绥靖公署第一集团军总司令，1932年任华北军第一军团长兼第五十一军军长。1935年晋陆军二级上将，任陕甘剿匪总司令，后甘肃省主席。1936年西安事变中，他保持中立，避免卷入冲突。1937年起抗日时期，他指挥部队参与太原会战和中条山战役，部队损失较大。1945年后，任东北保安长官公署长官，1947年退役。吴佩孚从四川返回北平定居，于学忠常去拜访，提供接济，尽管两人阵营不同，这种联系持续存在。 吴佩孚的失败源于北伐军的战略优势和内部瓦解，他曾亲自督战，但无法扭转颓势。1930年代，他拒绝日本诱惑，出任伪职，保持立场。1939年在北京去世。于学忠1964年在天津逝世，他的经历跨越多个派系，体现了军阀时代生存之道。邓县事件是两人关系的一个节点，展示了忠诚在权力斗争中的作用，但也暴露了军阀体系的脆弱性。于学忠的投靠奉系后，获得更多资源，参与东北事务，这比留在直系更有发展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