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7月7日，新疆督军杨增新在迪化的俄文法政学堂毕业典礼宴会上遭遇刺杀身亡。这一事件震惊全国，也终结了新疆近二十年的稳定局面。 杨增新出生于1873年的云南，出身普通家庭，通过科举中举进入清朝官场。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抓住时机，在新疆发动兵变，推翻清廷统治，从1912年起担任督军，实际控制新疆长达16年。他推行保守政策，注重税收和地方治安，避免外部干预，维持相对稳定局面。他重用甘肃籍官员，形成以金树仁为核心的派系，确保权力集中。杨增新对新思想持谨慎态度，限制改革举措，强调地方自治。新疆在这一时期避免了大规模战乱，但也错失现代化机会。他于1928年通电拥护南京国民政府，宣布归附，7月1日就任省政府主席。 樊耀南1879年出生于湖北公安县，早年考中秀才，1904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学习政治和法律，接触西方理念。留学归国后，他进入新疆官场，担任军务厅长兼外交署长。他主张引入新式教育和行政改革，推动新疆向现代化转型，与杨增新的保守治理形成对立。樊耀南代表湖北湖南籍官员，在官场中受到甘肃派排挤，实权有限。杨增新私下警惕他，将其视为潜在威胁。樊耀南多次提出改革方案，如改善外交体系，但均遭限制。1928年北伐成功后，他期望借机变革，但杨增新维持原有格局，导致矛盾激化。 金树仁1883年出生于甘肃河州，早年跟随杨增新进入新疆，从基层升任政务厅长，负责民政和税收事务。他执行杨增新的政策，获得信任，成为甘肃派关键人物。张纯熙担任俄文法政学堂教务主任，精通俄文，与樊耀南合作密切。学堂成立于1920年代，旨在培养外交和法律人才，反映新疆对外交往需求。杨增新虽支持学堂，但避免政治敏感内容。樊耀南作为学堂监督，利用这一平台联络支持者。两人分歧源于施政理念，杨增新强调无为而治，樊耀南追求维新。 1928年6月，北伐结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杨增新发出通电支持，表面承认中央权威。樊耀南视此为推进改革的时机，但杨增新与南京协商，继续掌控军政。樊耀南与张纯熙等人秘密商议，决定行动。他们选择7月7日俄文法政学堂第一届毕业典礼作为时机，要员齐聚便于实施。典礼上午举行，杨增新出席讲话，强调实用学习。典礼后设宴，三桌布置，杨增新与杜发荣、阎毓善一桌；樊耀南陪苏联领事夫妇；其他宾客分开。樊耀南安排刺客混入服务人员，支开杨增新卫队，枪支集中存放。 宴会开始，第一道菜上桌，樊耀南敬酒后离席。下午时分，一刺客掏枪射击，杨增新中弹身亡，杜发荣同时丧命。高连斗闻声赶来掩护，但被击毙。阎毓善手臂受伤，苏联领事夫妇躲避。现场混乱，刺客控制局面。樊耀南率部进入省署三堂，搜寻印信意图接管。历史记载显示，此次刺杀源于长期积怨，樊耀南对杨增新压制改革不满。事件震惊全国，结束杨增新时代稳定。 刺杀后，樊耀南派人通知金树仁到三堂议事。金树仁在政务厅获悉，保持警觉，未前往，而是调动军队包围三堂。双方短暂交火，樊耀南寡不敌众被捕。张纯熙等人一同落网。当晚审讯后，樊耀南被处决。金树仁以平乱名义接管政权，7月9日通电南京政府，自任省主席。南京认可其地位，新疆进入金树仁统治时期。他推行新税制，干预地方事务，导致不满积累。1931年起，地方起义频发，金树仁调动军队镇压，但未能平息。 历史上有多种说法关于刺杀真相。一种观点认为樊耀南为主谋，源于改革分歧。另一种指金树仁参与合谋，事后出卖樊耀南独占权力。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迪化听到当地汉人议论，称樊耀南无辜，金树仁受张培元支持才是幕后。另有怀疑苏联操纵，鉴于新疆与苏联接壤，外交复杂。杨增新时期，新疆避免外部冲突，但内部派系斗争激烈。事件后，新疆动荡加剧，民族矛盾显现。 金树仁上台后，强化汉人控制，增加税收，引发维吾尔族等不满。1933年4月，和田起义爆发，迅速蔓延。盛世才趁机发动政变，金树仁逃离迪化，后被捕。盛世才接管新疆，金树仁在狱中度过余生。杨增新统治结束标志新疆进入动荡期，外部势力介入增多。事件反映民国时期地方军阀权力更迭的残酷性，派系斗争往往以暴力收场。新疆地理位置特殊，事件影响深远。 刺杀事件在新疆历史上称为“七七事变”，区别于1937年卢沟桥事变。它终结杨增新17年统治，开启金树仁时代，但后者政策失当，导致更大乱局。历史研究显示，杨增新通过平衡本地民族和汉人关系维持稳定，樊耀南改革意图虽有基础，但手段极端。金树仁继任后，忽略民族问题，加剧分裂。事件档案多存于南京和新疆地方史料中，学者通过日记和电报还原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