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队时期一个工分几分钱，我并没有亲身经历过，对工分分值有概念开始，我们生产队的

生产队时期一个工分几分钱，我并没有亲身经历过，对工分分值有概念开始，我们生产队的工分就是三四毛钱左右，算是我们公社的所有生产队当中比较高的。但我对工分分值只有几分钱的印象，来自于我们村的老支书，应该是他无意之中失口说出来的。 我开始对我们生产队的工分分值有概念，是在1977年，这一年给我留着深刻印象的事，有这样的几件： 第一件是，这一年夏天从麦收开始下雨，麦收以后越下越大，此后哩哩啦啦的就没停过一直下到了八月底。因为雨水足，这一年的麦子产量特别好，生产队每人分到了300斤麦子。但因为秋季作物绝收，只是在八月底播了不多的几十亩荞麦，每人分了十多斤荞麦。 因为这一年麦收前后开始一直到入秋，三天两头的下雨，生产队很少安排上工，有的时候安排了也可能干不成。 比如大多数时候都是安排到地里放水，但村周边的沟渠都满了，每天流着很急的水流，地里的水根本排不出去。这种情况持续了至少两个月作用，我们上五年级的因为要出村上，于是就等于放了两个多月的暑假。因为长期光脚蹚水，以前没有脚气的我，从这一年开始脚上有了脚气。 第二件是，有一天下午，我们在生产队门口等着上工的时候，生产队的副业业务员拿着一沓嘎嘎新的一元票，一边走一边向所有人抖的嘎啦嘎啦响。有人问他是多少，他回答：“一百！” 这位业务员跟我爹年龄差不多，据说原来在承德鹰手营子煤矿工作，文革时期因为家里是地主成分才回家的。因为本身有文化，干农活不太在行，才成了我们村两个业务员之一。据说年轻的时候因为长的比较英俊，曾经跟村里几个好友一起，打扮成姑娘到村里的老光棍家假意相亲。因为酒后失态，被人家认出来后落荒而逃。 虽然连阴雨影响了农业生产，但是对村里的副业生产影响不大，而且这一年副业的效益很好，否则他一个人不可能会有一百元的收入，因为还没到年终分红的时候。 第三件是，村里两个生产队开大会换支书，新支书是我家的东邻，只有三十来岁的老三届学生，曾经是我们全县有名的风云人物。据说我们县城两派打起来，最后发展成每一方都有几千人的，持续了很长时间的对峙，就是以他为导火索的。最后他那一派，被围在学校门口的舍利塔上好几天，没吃没喝还被打死了不少人（具体是多少只有当事人清楚）。我上高中的时候，专门到塔下数过三四层外墙上的弹坑，至少有三四百个。 他在就职村支书发言的时候是这样说的： “我当这个支书并不是说我就应该当，其实就是小孩拉粑粑，该挪挪了。” 这次我们村换支书，卸任的是同样姓张的老支书，在我印象中在我们村当了很多年支书。之前我跟他来往很少，因为他比我父亲还大两岁，一直在我们村当支书。 老支书抗日的时候是我们村的儿童团团长，是我爹那一辈人的领导。因为平时原则性很强，哪怕卸任支书以后，同样对村里的一些事都会管，因此在我们小孩子眼里是有一些威严。 2010年前后，我参加村里一位老人的葬礼，老支书不知道是怎么了，专门跑过来找我聊天，让我多少有一些受宠若惊的感觉。聊天过程中，他自己爆出来四清的时候曾经被开除党籍，后来党支书是又重新入党之后。他被开除党籍的原因是，到县里参加了三天的大会，回来报了11.8元的饭费，那一年村里的工分分值就是8分钱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