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的胆略有多令人佩服？1957年12月，毛主席乘飞机去上海，飞机飞到南京时，毛主席突然决定在南京降落，他想在南京机场候机室与江苏省委领导开个会。随行人员赶紧向机组人员传达毛主席的这个指令，驾驶人员一听，都大吃一惊，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编排密码与南京机场电台联系是不可能的。随行人员又急忙将这个消信息报告给毛主席，没想到毛主席却说：“编码来不及就直接用话讲嘛！” 那可是1957年，国际上冷战的铁幕正厚，国内也处在复杂的发展期，一国最高领袖的行踪绝对是核心机密。如果专机直接用明语无线电呼叫地面，等于把自己的精确位置毫无保留地暴露在整个空域的监听之下。一般人遇到这种情况，肯定为了稳妥起见取消降落。这绝非老人家一时的盲目冲动，这完完全全源自他极度的自信，源自他对国内大局的精准把控，更源自他心里那份深沉的急迫感。 如果把这件小事放到1956年到1957年那个大时代背景下去看，就会豁然开朗。那一两年，世界可以说是在经历大地震。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搞了个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个大动作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搞得思想大乱，国际共运出现了极其严重的波折。咱们国内的情况也不轻松，社会主义改造虽然很快完成了，但经济建设里冒进的影响还没彻底消除，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少数群众闹事的不稳定情况。 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夹击下，主席敏锐地抓住了一个核心命题：时代变了。阶级社会那种你死我活的矛盾退居其次，怎么正确认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了考验新中国能不能站稳脚跟的最关键大考。 为了解开这道大题，从1956年底开始，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了十几次会议，经常通宵达旦地连轴转。主席自己更是化身成了一个不知疲倦的“游说先生”。 说到这里，咱们不得不佩服伟人的那种极其独特的个人魅力。他能把最严肃的政治问题，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表达出来。1957年2月底，他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给一千八百多人做报告，一口气讲了四个多小时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根据当时的参会人员回忆，会场气氛极其轻松。主席讲到“勤俭建国”这个环节时，恰好旁边有个服务员走过来，想把主席面前的茶杯换上新水。主席一看茶还没喝完，坚决不让换。两个人就在主席台上当着一千多人的面，一来一回地“夺”起了茶杯。最后主席“夺”下了杯子，佯装生气地对台下说：“你们看，他强迫我，茶没喝完就换掉，这是浪费嘛！” 主席的这份胆略，不仅仅体现在这种不拘小节的自信上，更体现在他面对极其复杂的经济和民生危机时，那种稳如泰山的战略定力上。 1949年上海刚解放那会儿。当时的上海是个不折不扣的烫手山芋。打上海，主席给陈毅老总定下的死命令是：既要全歼敌人，又绝对要完整保全上海的城市设施。 这就是著名的“瓷器店里打老鼠”。 拿下城市只是第一步。国民党封锁航线、频繁轰炸，城里的投机商人更是嚣张跋扈，他们疯狂囤积银元、粮食和煤炭，搞出了名噪一时的“两白一黑”风暴，想用物价飞涨把新生政权活活憋死。面对这种金融核弹级别的危机，主席没有退缩。他从稳住全国大局的高度出发，全力支持陈云同志坐镇上海。雷霆出击查封证券大楼，确立人民币地位，同时从全国疯狂调配物资，用纯粹的市场经济手段和贸易金融工具，把那些底气十足的投机资本打得一败涂地。这场毫无硝烟的暗战，被主席极度赞誉为“其功不下于淮海战役”。 事实证明，没有这种力挽狂澜的胆气与谋略，新中国初期的经济命脉根本挺不过去。 然而，当我们仰望这份气吞山河的胆略时，千万不要忽略了他内心深处那块最柔软的地方。一个有着如此钢铁意志的巨人，同样有着深沉悲悯的人间大爱。 大家或许不知道，1949年开国大典那一天，当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对着全世界庄严宣告新中国成立的时候，他笔挺的礼服里面，穿的是一件破了两个大窟窿的羊毛衫，窟窿还是用旧袜头勉强补上的；毛裤膝盖上也全是大洞。他硬是穿着这一身破破烂烂的内衣，迎来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 那天的阅兵式上，看着那些从各个国家缴获来的“万国牌”旧武器，主席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他事后跟卫士长说，看着国家这么落后、一穷二白，心里十分沉重。为了改变这个面貌，他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代价。 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他第一个把自己新婚不久的大儿子毛岸英送到了炮火连天的前线，只因为“我是党中央的主席，我不派自己的儿子去，又派谁的儿子去呢”。当岸英壮烈牺牲在异国他乡的噩耗传来，这位历经无数大风大浪的领袖，连点烟的手都在止不住地颤抖。他强忍悲痛，把儿子的两件旧衬衣、一顶军帽和一条毛巾整整齐齐叠好，压在衣柜底，这一藏就是几十年。后来见到黄继光的母亲，他紧紧握着老人的手，声音哽咽：“你失去了一个儿子，我也失去了一个儿子，他们牺牲得光荣。” 这字字泣血的一句话，装满了天下父母最痛的柔情，也装满了一代伟人最硬的骨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