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8月，蒋介石开会制订了一个绝密的军事行动计划：采取闪电式行动，对吴淞口至江阴一段江面执行三线布雷，封锁长江下游，迫使停泊在下关和长江上游的日本军舰缴械投降。 会议地点在南京，时间在淞沪会战爆发前夕。8月13日上海已经开火，南京方面判断，若日舰沿江深入，将直接威胁首都。 蒋介石在当月日记中提到要加强江防，并对机密外泄表现出强烈警惕。江阴要塞司令陈绍宽接到指示，海军方面准备布设水雷，岸炮部队配合封锁航道。计划核心，是在主航道布设主雷区，同时准备沉船阻塞，形成多重障碍。 就在部署尚未全面展开之际，异常出现。吴淞口附近的日舰开始向外海移动，南京、上海的日本侨民也陆续撤离。 行动尚未正式公布，敌方却提前规避。南京方面很快意识到内部出现问题。蒋介石召集军统、中统与宪兵系统负责人讨论对策，要求限期查明泄密源头。 调查的重点落在行政院机要秘书黄浚身上。黄浚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与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有旧识。 黄浚担任机要秘书期间，可以接触军事调动、电报内容与防御计划。根据后来公开的资料，宪兵司令谷正伦主持调查，南京警备系统对黄浚及其司机展开监视。 跟踪过程中，侦查人员注意到黄浚司机多次前往新街口一带，与日本总领馆人员在公共场所接触。宪兵人员通过调换物品方式获取证据，在夹层中发现涉及兵力部署与江防图纸的手写资料。 笔迹比对显示与黄浚相符。1937年8月下旬，黄浚被捕。 8月26日，黄浚与其子黄晟在南京雨花台被执行枪决。处决时间与地点在《中华民国史事纪要》中有明确记载。案件公开后，行政院加强机要制度，限定文件流转范围，强化背景审查。 泄密事件也成为抗战初期情报整顿的转折点。 布雷行动本身并未完全停止。江阴要塞与海军部队仍继续实施防御部署。1937年12月南京保卫战期间，江阴要塞仍在作战，部分舰艇被迫自沉以阻滞航道。 《江阴要塞抗战史料》记录了相关细节。虽然封锁未能达到最初设想，但延缓了敌舰推进节奏。 那段时间，战争不仅在前线展开，也在会议室与机要室里暗流涌动。有人握着布雷图纸筹划封锁，有人却将信息送出。 几份文件的去向改变了部署节奏，也改变了几个人的命运。布雷计划的细节、情报流出的路径，都在短短数日内揭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