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民国时在大上海这个花花世界里养尊处优的两名洋妞。当时既没有电视机，更没有手机，所以这些洋妞休闲时就用看杂志报纸消磨时间。 1926年前后，公共租界的华山路一带已经铺上沥青，路旁是花园洋房。根据《上海通志》记载，当时公共租界常住外侨三万余人，英美人士居多。 两名外侨女子所住的区域，靠近当年的爱丁堡路，附近有汇丰银行职员住宅，也有英美烟草公司高级职员的家属公寓。租界内的治安、供水、电灯由工部局统一管理，与华界形成分明界限。 上午十点左右，报童从南京路转入租界。报童售卖的中文《申报》一份两分银元，而英文《字林西报》的年订费用达到八元银币以上，相当于普通工人两三个月收入。 《字林西报》创刊于1850年，内容包括国际电讯、租界公告、赛马会赛程、洋行招聘广告。1925年工部局选举结果刊登在头版，投票人多为英籍纳税人。两名外侨女子在藤椅上翻阅的，正是当天的英文版面。 报纸上有一条关于1925年“五卅事件”的后续报道。《The China Weekly Review》由美国人约翰·鲍威尔主编，当年对事件有所评论，但语气谨慎。 《申报》则连日刊发社论，讨论民族权益。两名外侨女子未必完全理解中文舆论的激烈，却清楚租界气氛在变化。报刊成为判断局势的工具，而不仅是消遣。 中午过后，两名外侨女子可能会步行至霞飞路的咖啡馆。法租界当时由法国公董局管理，与公共租界分治。《大上海史》记载，1920年代霞飞路已聚集西式餐馆与书店。 咖啡馆桌上常摆放《The China Weekly Review》和从伦敦寄来的《The Times》周刊。远离故土的日子里，伦敦议会的消息能缓解乡愁。 报刊上的广告还会提示哪家洋行新到欧洲布料，哪家百货公司推出圣诞橱窗。 傍晚时分，公共租界工部局公布新一轮市政预算。工部局董事多为英籍商人，管理警务、道路、电力。 1927年以后，上海政治形势更趋复杂，北伐军进入江南，租界内外警备加强。报纸上的一则公告，关系到家庭安全与丈夫的职位。两名外侨女子翻阅公告时神情专注，这种专注并非空闲，而是对现实利益的关注。 同一时间，南京路外的里弄里，青年学生在阅读《新青年》与《东方杂志》，讨论民族工业与教育改革。1926年出版的《良友画报》开始以图像形式记录城市风貌，中西读者均有订阅。 《良友》刊登的上海街景与明星照片，让部分外侨读者也开始关注租界之外的生活。信息在不同圈层间流动，却并未消除隔阂。 1925年上海外侨女性组织慈善义卖，地点在公共租界某教堂，筹款对象多为外侨儿童。相关报道见于当年《字林西报》。 慈善活动结束后，报道中出现捐款名单，名字多为英美姓氏。与此同时，华界工人罢工仍在持续。报纸纸张上并列着两种现实。 夜色降临，华山路的路灯亮起。报纸折好放在茶几上。租界的秩序仍在运转，但外界风向正在改变。1927年之后，政治格局再度调整。 报刊上的字句仍旧整齐排列，只是读者的心境已经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