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3月的沈阳至齐齐哈尔列车上，70岁的中国老太被日军列车员用拐杖抽打头部，血顺着花白的头发往下淌。 30多个中国乘客坐在座位上，有的低头抠着手指，有的望着窗外，没人敢出声。 拐杖带着风声落下，老太抱着头缩在地上，嘴里发出呜呜的痛哼。 粟野重吉像耍猴似的，每打一下就怪笑一声，唾沫星子溅到老太脸上。 车厢连接处的文敬一突然站了起来，她从裤兜里掏出一样东西，悄悄塞给斜对面的安荣卿那是把磨得发亮的小匕首，是她哥当年留给她防身的。 安荣卿捏着冰凉的刀柄，手指微微发抖，她本来是个连杀鸡都不敢看的人。 但当粟野重吉的拐杖又一次举起来时，她猛地从座位上弹起，绕到粟野重吉身后，匕首狠狠扎进了他的后颈。 列车的汽笛已经拉响，有人趁乱往车门挤，想赶紧离开这个是非地。 安荣卿却没动，她从座位底下拖出帆布行李袋，掏出里面的急救包那是师范学校红十字会发的，白色的包角已经磨出了毛边。 文敬一蹲下身，用手帕按住老太流血的额头，血很快把浅色的手帕染透了。 她们当年在学校学急救课时，老师说“医者仁心”，现在才明白，仁心有时候也得带点锋芒。 安荣卿和文敬一都是吉林师范学校的老师，学校墙上刻着“教育救国”四个大字，她们以前总在字底下给学生讲岳飞传。 九一八那年，文敬一的哥哥穿着东北军的军装走的，再也没回来，只留下一块带弹孔的怀表。 后来她们在课本里夹传单，给学生讲“咱们的东北不能让别人占了”，这次去齐齐哈尔，就是要找抗联的队伍。 本来想悄悄到地方，没想到半路上遇上这种事。 驻站的日军端着步枪冲过来时，先看见地上躺着的粟野重吉，又看见给老太包扎的两个女人，愣住了。 他们本来以为是哪个不要命的男人干的，怎么也想不到是这两个戴眼镜、穿布衫的女先生。 在公主岭监狱里，日本人用电刑夹她们的手指，问是谁指使的，安荣卿咳着血说“是四万万同胞”，声音不大，却让审讯的日军往后退了半步。 1936年6月15日早上，北山刑场的风挺大，吹得她们的头发乱飘。 300多个被强拉来看的百姓里，有人偷偷抹眼泪。 安荣卿和文敬一肩并肩站着，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那时候这歌刚写出来没多久，好多人还是头一次听见。 枪响的时候，文敬一怀里的怀表停了，指针卡在5时28分，现在这块表放在吉林省革命博物馆，玻璃罩上能看见淡淡的血迹。 玻璃罩里的怀表走不动了，但安荣卿父亲后来变卖商铺换的弹药，帮抗联打了胜仗；文敬一教过的学生，有的成了抗联的文化教员。 那只磨毛边的急救包，当初救了老太，后来也成了她们留给这个民族的答案教育者的笔能写字，手也能握刀，温柔和勇气从来都不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