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总统黎元洪，他在睡梦中发现有点不对劲，他的裤子好像湿了，他赶快坐起来，掀开被子，却看到里边有一个没有化完的小雪人。突然，一个6岁的小女孩跑过来说：“伯伯，你尿床了！” 黎元洪哭笑不得，反而被这个小丫头的伶牙俐齿逗得直乐。 这个叫杨步伟的女孩，从小就不按常理出牌，调皮聪慧，嘴里说出来的话让大人也得三思。黎元洪曾调侃说：“她要是个男娃，非得做官不可。” 杨步伟的确不是寻常女子，她自幼在一个大家族长大，祖父杨仁山是晚清佛学重臣，家教极严，但她并不甘于做个裹小脚的闺中女子。她上学、辩论、争取接受教育，动静都不小。 到了1921年，杨步伟与语言学家赵元任在北京结婚。婚后不久，她与赵元任赴美，在哈佛、芝加哥等校系统学习公共卫生与护理，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深造期间，她不仅打下了坚实的医学基础，更开始接触医院行政管理与社区卫生理念。 她常说：“光做医生还不够，要让普通人真正信得过医院，信得过护士。” 她回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筹资建医院。因早年与黎元洪的渊源，她带着计划亲赴拜访，黎元洪慨然解囊。1925年，仁森医院在北平落成，按照美国标准设科配员。诊疗收费透明、护士统一培训，病人隐私受到尊重。 杨步伟白天坐诊，夜里查房，院里护士说：“她连每瓶药剂摆放顺序都要亲自检查。” 抗战爆发后，1938年，杨步伟从美国返回，驻扎重庆，投身战地医疗。她组织战地护士培训班，亲编实用教材《公共卫生护理》，她清楚：中国缺的不是医生，而是能深入乡村的基层护士。 1940年，重庆遭日军轰炸，她与护士们在瓦砾中搬运伤员，现场消毒、包扎、缝合，连外国记者都惊叹她“行动像军人，心却像母亲”。 到了1943年，杨步伟又投身国语普及。赵元任主持语音调查与注音改革，杨步伟主动协助，从录音、校对到培训，她在女子学校推广国语拼音，走访山东、陕西等地，采集方言样本，还专门设计儿童识字板教材，用最通俗的语言讲解疾病与预防知识。 这让仁森医院对百姓的吸引力更强了，诊所门外常排满了来看病的母亲与小孩。 诊所是她后期投入极大心力的项目。她察觉到一些穷人对大医院有顾虑，觉得进去花钱多、出来还不一定好，于是她创办免费义诊诊所，仅处理常见病、小疾，配有基本药品和常驻护士。 她坚持一个原则：不论来者身份，一律平等对待。许多街坊说：“杨医生不光治病，还教我们怎么预防，比吃药还管用。” 杨步伟一生行医、教学、翻译、助学，她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却用一辈子回应时代的需要。无论是抗战时期的第一线救治，还是和平时期的卫生推广，她始终坚持脚踏实地地把事做细，把责任做到人心上。 而今许多人提起近代医学发展，只记得男医师的贡献，杨步伟的名字却被淡忘。她既是护士，又是医院创办者、公共卫生专家、语言推广者，是那个年代真正有行动力的知识女性。 她不曾高调，但每一步都站得稳、走得远。她让更多人懂得什么是现代医学，也让一位六岁“捣蛋鬼”的童言无忌，开出了一生的格局与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