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迟群被刑满释放，此时的他已经步入了花甲之年，而且还没有退休金，没有医保，没有住房。当年那个名噪一时的人物，沦落到如此落魄的地步，也让人体会到了什么叫因果报应。 迟群1932年出生于山东省乳山市，早年家庭条件一般，他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参与劳动。1949年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部队中从事宣传工作，逐步积累经验。1950年代，他调入8341部队，担任宣传科副科长，负责日常宣传任务和材料撰写。1967年，他随部队进入清华大学，参与学校的管理事务。1970年7月，他进入国务院科教组任副组长，处理教育相关事项。1971年下半年，升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革命委员会主任，权力范围扩大。他在职位上处理多项校园事务，组织活动和会议。1975年，有人报告他的问题，但当时未影响其职务。他继续履行职责，直到1976年10月被免职并接受审查。审查过程持续数年，1983年法院判决其有罪，入狱服刑。在狱中，他度过几年时间，直至1986年释放。 1986年迟群释放时，年满60岁，步入老年阶段，却缺乏基本保障。没有退休金意味着日常开支无稳定来源，他需依赖有限资源维持生计。没有医保加重了健康问题的负担，任何疾病都可能成为经济压力。没有住房迫使他寻找临时住所，生活稳定性受影响。这种“三无”状态源于其职位变动后的政策调整。过去在清华大学任职期间，他享有相应待遇，但释放后这些福利中断。社会关系网也随之瓦解，昔日熟人疏远接触。他转向子女寻求支持，但子女自身经济条件有限，仅能提供基本帮助。他在郊区租住简陋农舍，作为栖身之地。冬季健康问题增多，关节炎等疾病影响行动。日常饮食依赖廉价食物，市场采购成为常态。子女探访带来部分物资，但频率不高。他逐渐适应这种低水平生活，减少外出活动。 几年后，一项政策允许用工龄抵扣房款购置新房。迟群尝试办理，但档案缺失阻碍进程。他多次前往清华大学档案室查询，均未果。管理员处理时未提供帮助。他求助昔日部下，那些人职位已高，却拒绝见面。反复努力无进展，身体状况恶化。医院诊断为癌症晚期，治疗费用超出承受范围。他选择放弃治疗，返回农舍等待。1999年，他在一个夜晚去世。次日，清华大学通知家属档案找到，可调阅。 政策出台本为提供机会，但档案问题成为障碍。多次查询过程消耗精力，却无实质结果。昔日部下回避反映了人情变化。健康下降加速，癌症确诊后决策现实。放弃治疗基于经济考量。去世后通知的时机显示出讽刺。家属接收信息，但已无实际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