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在宾县的一次公审大会上，留下了这张照片。 照片里的女人站在临时搭起的高台上，背后是手写的“贪污犯王守信”字样。 她曾是宾县燃料公司的经理，穿着自己最体面的藏蓝色干部服，袖口磨出毛边，却在万人注视下弯着腰，像被抽走了骨头。 没人想到，这个1960年代初进煤建公司的收款员，会在十年后坐上经理的位置。 那时“造反”成了时髦，她带头贴大字报，批斗老领导，转头又给新上任的革委会主任递热茶，岗位像坐了火箭似的往上蹿。 从收款台到经理办公室，她只用了八年，办公室墙上还挂着“为人民服务”的锦旗。 当上经理的第二年，她就把会计赶走，让弟媳当出纳，丈夫管采购。 冬天供暖季，账本上写着“损耗300吨煤”，实际都被她拉到黑市卖了。 12个亲信按职位分赃，经理拿三成，跑腿的拿两成，大家都觉得“法不责众”。 我觉得这种岗位重叠的漏洞，在当时的企业管理中并不少见，尤其是经历过“文革”动荡，很多单位的规章早就成了摆设。 地区商业局来检查时，她早准备好“批条子”，说这些煤是“支援公社”的。 会计岗位空了三年，没人敢问，连仓库管理员都是她远房侄子，账本上的数字随便改。 1977年的检查记录里，审计人员写着“基本合格”，后面跟着个潦草的签名，现在看来更像无奈的应付。 1980年2月，一封没署名的举报信寄到地区纪委，说“燃料公司仓库的煤堆底下埋着猫腻”。 专案组从仓库管理员张某下手，那小子被连夜问话，没熬住，掏出了记着分赃数的小本子。 本子里夹着一张纸条，写着“53万，三个月一清”，墨迹都晕开了。 7月15日那天，宾县万人空巷，公审台搭在操场中央。 她站在上面，声音发颤地念认罪书，说到“贪污53万元”时，台下有人喊“枪毙”。 《黑龙江日报》第二天的标题是“严惩经济罪犯，保障改革顺利进行”，黑体字占了半个版面。 枪响之后，全国企业都开始清账目、清物资。 有人算过，53万元在当时能抵2.6万职工一个月的工资，够买4000头耕牛。 这个数字后来成了1982年反腐立法的参考线，就像给所有手握权力的人敲了警钟，改革的船刚启航，绝不能让蛀虫凿穿船底。 那张记录公审大会的照片，现在还能在档案馆里看到。 玻璃展柜里，照片旁边放着当年专案组还原的账本，泛黄的纸页上，“53万元”几个字被红笔圈了又圈。 这圈住的不只是数字，更是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党对贪腐零容忍的决心，就像那封匿名举报信里写的：“锅里的肉，不能让老鼠偷偷搬了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