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北大才女王承书吃完饭后，像往常一样去了实验室。谁知这一走，却像人间蒸发了一般。10多年后，儿子打开门，发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定睛一看，却是消失了多年的母亲。 1961年的北京，秋风卷着银杏叶打在北大实验室的窗上，沙沙响。王承书把最后一口粥扒进嘴里，对儿子说：“妈去趟实验室，晚了就不回来吃饭。”儿子瞅着她鬓角新添的白发，想说“天凉了带件外套”，话没出口，门已经轻轻带上了。 这是儿子最后一次见她——至少，是他记忆里那个总穿灰布褂子、钢笔别在胸前的母亲。 实验室的灯亮得比往常早。值夜的老校工往锅炉里添煤时，看见王承书正趴在桌上写着什么，演算纸铺得像片雪，钢笔尖在纸上划过，发出“沙沙”的轻响，比窗外的风声还急。桌上的搪瓷缸冒着热气，里面的茶根沉在底，已经续了第三回水。 后半夜开始落霜，窗玻璃上凝了层白汽。老校工巡楼时，听见实验室里传来撕纸的声音。他隔着门缝往里瞅，见王承书正把一沓纸撕得粉碎，扔进墙角的铁桶，火钳搅了搅，纸灰打着旋飘起来，像群受惊的蝶。 凌晨三点，楼侧的柏油路被霜打硬了。一辆吉普悄没声地滑过来，白底红字的牌照在月光下泛着冷光。两个穿中山装的男人跳下来，动作轻得像猫，从后备箱拎出两只木箱，扣得严严实实。 王承书迎出来，手里攥着沓演算纸，纸角卷得翘翘的，边缘磨出毛边，像初春里不肯趴下的枯叶。她把纸递给其中一个戴眼镜的男人，声音压得很低：“这是最后一部分，公式都验算过了。” 男人点点头，打开木箱。王承书转身回屋，只拿了桌角的钢笔——笔杆上刻着“1956”，是她回国那年买的；一只搪瓷缸，缸沿磕掉块瓷，露出里面的白铁皮；还有半包前门烟，是上次苏联专家留下的，她平时不抽，说“熬夜时闻着提神”。 椅背上的呢子大衣还搭着，领口别着的珍珠别针是丈夫留的念想，她看都没看。 “走吧。”她抬脚上车时，老校工正好从锅炉房出来，想打招呼，却被男人递过来的眼神拦住了。吉普发动时，引擎声压得极低，尾灯晃过刻着“自强不息”的校训石，一拐弯，钻进胡同深处，没了动静。 第二天一早，儿子去实验室找母亲，只看见空荡荡的桌椅。呢子大衣搭在椅背上，口袋里摸出张字条，字迹龙飞凤舞，是母亲的笔体：“勿念，好好读书。” 这“勿念”，一等就是十多年。 儿子后来成了物理系的学生，听老师讲“两弹一星”时，总觉得那些复杂的计算公式有点眼熟，像在哪儿见过。他不知道，戈壁滩的风里，有个女人正对着图纸上的曲线皱眉，手里的钢笔还是那支刻着“1956”的旧物，搪瓷缸里的茶，永远是凉了又续，续了又凉。 1973年冬天，儿子已经留校任教。那天他值夜班，办公楼的门被风刮得直响。他起身去关，看见门外站着个老太太，裹着件洗得发白的军大衣，头发白得像落满了雪，手里攥着只眼熟的搪瓷缸——缸沿缺的那块瓷，跟记忆里母亲的那只分毫不差。 “请问……您找哪位？”他往后退了半步。 老太太抬起头，眼里的光颤了颤，像风中的烛。她没说话，只是从大衣口袋里摸出支钢笔，笔杆上的“1956”磨得快要看不清了。 儿子的呼吸突然卡住了。 他想起小时候，母亲总把这支钢笔别在胸前，写字时笔尖微微倾斜；想起那只搪瓷缸，总泡着浓茶，说“搞研究的人，觉是偷来的”；想起1961年那个秋夜，她转身出门时，鬓角的白发在灯光下闪了一下。 “妈……”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在抖，像被冻住的电线。 老太太笑了，眼角的皱纹挤成朵花，跟他记忆里最后那个清晨一模一样。她举起搪瓷缸，里面的茶根沉在底，跟当年实验室桌上的那杯，没什么两样。 后来儿子才知道，那些年，母亲在戈壁滩上隐姓埋名，连收发信都用代号。她撕毁的是无关的草稿，带走的是核心数据，留下的呢子大衣和珍珠别针，是怕家人看出破绽——一个要去做寻常事的人，怎会连念想都不带？ 办公楼的灯亮了一夜。儿子给母亲泡了杯新茶，看着她握着钢笔在纸上写着什么，笔尖划过的“沙沙”声，跟十二年前实验室里的响动，慢慢重合在一起。窗外的银杏叶又黄了，落在地上，像谁悄悄铺开的演算纸，写满了没说出口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