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李四光（没错，就是中国地质学奠基人李四光）去日本读书的时候，满脑子的革命思想，居然以15岁的稚龄加入了同盟会。 结果孙中山说：你年纪太小，不要跟我们打打杀杀的。等到革命成功，还要你建设国家呢。四十五年后，李四光回国，奠基中国地质研究，他的理论间接指导晚辈们找到了大庆油田，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 李四光这个名字，在教室里常被念得很干，像石板上的字。 可他的路一点也不平滑。 1910年，满怀造船的念想，抬眼一看，碰了钉子：中国连像样的铁矿都没有。 没铁，哪来的钢，谈什么舰炮。1911年武昌起义，他冲在前头，成了二十三岁的湖北省实业司司长，票数高得扎眼。烟还没散，袁世凯拐走果子，官僚和洋人勾连，发展实业的盘子被掀翻。他把官帽一摘，拎包出洋，认定得先把本事练硬。 1913年到了英国伯明翰大学，先学采矿，一年后醒悟：中国地质像一张白纸，不先摸清地层和矿田，谈采矿等于空抓。干脆改学地质。1918年五月拿了自然科学硕士，导师递来高薪岗位，他摆摆手，说书是为自家国家读的。 后来回到北京，蔡元培请去北大开地质系，这门学科在中国几乎从零起步，他把时间摔在野外考察和基础理论里，风吹日晒也没停。 那会儿舆论里“贫油论”越吵越响。1922年有美国学者写《中国和西伯利亚的石油资源》，认定中国缺少中新生代海相沉积，说大油田希望不大。1928年，他发《燃料的问题》，点名反驳：美孚失败，不等于中国没油；西北希望大，热河有油苗，四川大平原值得细看，和四川赤盆地类似的地方都要一遍遍踏。 抗战结束，他不肯回南京，托学生去问董必武，可不可以去西北做地质。 董必武传话，形势紧、别走动，找个稳妥地方先避避。这些年，他对国家路向也有迷雾，自己形容像小虫隔着一层玻璃，看见一线亮就乱撞，不跟反动统治混，同样也不乱站队，把地质研究当作避乱的防空洞，心里那口气始终压着。 1948年，他以中国地质学会代表去伦敦参加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大会，已经是国际上有名望的学者。1949年初，周恩来托郭沫若写信，请他早回；九月底，新政协在北京开，他人还在英国，却被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又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国民党那边放风，要他声明拒绝新中国的职务，否则就扣人送台湾。他听见风向不对，立刻撤出伦敦，转到法国，再辗转瑞士、意大利。 半年的奔波，1950年4月6日，取道香港回到祖国。 过罗湖桥的那一刻，眼前的街面跟两年前的内战景象变了样：市场有活气，秩序不乱，物价压得住，行人脸上是真笑。他心里有杆秤，觉得这条路走对了。 到北京的第二个星期，周恩来上门聊了三个小时。 新中国百废待兴，科学院要有人扛，地质工作得有人带。他有顾虑，六十岁前一直做学问，行政经验少，身体也不算硬朗，怕扛不住。看着总理的眼神，又想到工业要原料，矿产得勘探，答应上阵，先重组全国地质机构。 1950年前后，全国地质工作者不到三百人，还散在各处。 他给每个人写信，直接寄到本人手里，征求重组意见。两个月多收回大部分回信，东拼西凑再与各方商量，拿出“一会、两所、一局”的方案：一会是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也就是后来的地质部前身；两所是中科院地质研究所和中科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一局是财政经济委员会地质勘探局。方案上报，政务院批了，委员会成立，他任主任委员。 1952年，干脆把牌子亮出来，地质部成立，他做第一任部长。 他不只管机关，学校也得建。 原有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地质系撑着骨架，1952年办东北地质专科学校，后来成了长春地质学院，他兼任首任校长；北京地质学院、成都地质学院也接连落地。 国家每年给地质系统配干部，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末，队伍膨胀到二十多万人，从起点的三百人像春笋一样冒出来，勘探任务如期完成。矿产这张账也有数，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对七十一种矿产勘探，六十四种拿到储量。 这些数字背后，是野外靴底磨薄、手掌晒得起皮的几年。 1959年九月，新中国十周年前夕，东北松辽平原两口井两天内先后喷油。 9月26日，黑龙江松基三号探井喷出工业油流，石油大会战的火苗点着，大庆油田站起来，国家石油自给就此见底气，“中国贫油论”被扔进尘土里。 李四光早年的新华夏构造体系、对内陆盆地的判断，在此刻有了铁证。能源的筋骨硬起来，工业的血液就跟着加速。 油之外还有铀，新中国发展原子能，关键原料得自己找。他用地质力学的框架，拿着从英国带回的一台伽马仪，指导找铀队伍在多地发现矿床，为原子弹、氢弹提供了真家伙的底子。1955年，他当选中科院学部委员。 1958年，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写下那句直白的话：“我活了七十岁，到现在，才找到了归宿。” 像新生婴儿一样，他说，生命的新起点才开始。 1971年4月24日，他住进北京医院，五天后，因动脉瘤破裂去世，享年八十二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