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地下党陈修良调任南京市委书记，接到任务后，她只问了一句：“何时动身？”，华中分局副书记谭震林却吃了一惊：“你就不提提困难吗？” 谭震林之所以吃惊是有原因的，当时南京城风声鹤唳，全城96万人口，国民党的相关人员就占到了11万，其中警察特务就将近万名。 中共中央先后派出8名市委书记全部遇害，其中一位还是她在莫斯科的大学同学，地下党组织也遭到8次血洗，所以，南京市委书记这一职务谁接手，几乎意味着一只脚踏进了阎王殿。 陈修良能如此平静接下任务，并非毫无惧色，而是过往经历早已将她打磨成能扛事的革命战士。她1907年出生于浙江宁波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前清秀才，家中虽有读书传统，却没能让她走上传统女性的道路——五四运动后，新思想浪潮席卷全国，她14岁就加入进步团体，16岁考入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在校期间因组织学生运动被校方开除，这段经历让她早早看清，唯有打破旧秩序才能救中国。 1926年，19岁的陈修良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也就是在那里，她结识了那位后来牺牲在南京的同学。两人曾在莫斯科的寒冬里讨论中国革命的出路，约定回国后要为民族解放并肩作战，同学的遇害不仅是私人情谊上的伤痛，更让她坚定了“接下担子，完成未竟事业”的决心。从苏联回国后，她先后在上海、武汉等地从事地下工作，曾多次遭遇特务追捕，有一次为了传递机密文件，她假扮成富家太太，在火车上与特务周旋了整整3天，最终靠着对路线的熟悉和冷静的应变，将文件安全送达。 抵达南京后，陈修良没有急于重建组织，而是先以“家庭教师”的身份在城南租下一处小院，这个看似普通的住所，后来成了南京地下党的秘密指挥中心。她深知国民党特务的侦查手段严密，过去党组织屡次遭破坏，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联络方式过于固定，于是她重新制定了“单线联系”制度，要求每个地下党员只对接一名上级，且接头地点多选在菜市场、戏院等人流密集处，用暗号交流而非书面文件，这一调整让南京地下党在后续两年里始终未暴露核心。 除了重建组织，她还着手发动南京的工人和学生群体。当时国民党在南京推行“粮荒管控”，普通百姓连基本口粮都难以保障，她便暗中组织铁路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改善伙食，同时指导学生团体开展“反饥饿、反内战”游行。这些活动并非盲目行动，而是她通过分析南京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矛盾后制定的策略——她知道，百姓对国民党统治的不满已积累到临界点，只要稍加引导，就能形成反抗力量，而这股力量也能为地下党提供掩护。 在南京任职的两年间，陈修良从未有过一天松懈，她的丈夫沙文汉当时也在江苏从事地下工作，两人虽在同一省份，却因工作保密要求，半年才能见一次面，每次见面也只能说些无关工作的家常，生怕被特务监听。即便如此，她也从未向组织提过家庭困难，反而在1948年成功策动国民党江阴要塞守军起义，为后续解放军渡江作战扫清了重要障碍。 从宁波的进步学生到南京的地下党负责人，陈修良的每一步都踩在革命最艰难的节点上。她并非天生无畏，只是将对战友的缅怀、对百姓的同情，都化作了面对危险时的冷静与坚定。她接手南京市委书记时，没人敢保证她能活下来，但她用实际行动证明，真正的革命者从不会被恐怖吓退，只会在绝境中开辟新的道路。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