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金之后——第四部分 -----一种我将带进坟墓的声音
S.W.B. 福尔索姆 2026年6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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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桑金，我不仅没有准备好指挥第7陆战团3营（3/7），更没有准备好失去陆战队员。
我曾以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毕竟，早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期间，我就失去了手下第一名陆战队员，因此我以为自己的内心早已锤炼得足够坚硬。我错了。
伊拉克战争伊始，我的一名部下踩中一枚未爆炸的集束弹药，死在我怀里，鲜血流尽；而我们2011年在桑金的磨难，则始于第一次行动中，我托着一名被敌方战斗人员击中、颅骨碎裂的陆战队员的头。
压力来得太快。我失控了，情绪崩溃，那次行动在两天后结束，我独自在办公室里失声痛哭。冒名顶替综合征（impostor Syndrome，患者常常会毫无根据地觉得自己不值得任何称赞和赞扬。他们担心别人很快就会发现他们无能又不聪明）攫住了我。
每失去一名陆战队员，每发生一次致残重伤，我的完整自我就脱落掉一块。而我还算幸运的那一个。每天晚上，在随营里的各班完成一整天的巡逻之后，我可以回到我们的总部前方作战基地，那里有充足的热饭、更热的热水澡，还有闪电般快速的网络和电话。
可那些住在全区各处摇摇欲坠的前哨里的部下们，没有这样的物质慰藉。他们常常一连几个星期无法洗澡，吃不到正经食物，每一次巡逻结束时都明白，第二天还得从头再来——无论他们的朋友是否刚刚被炸得粉身碎骨。
和萨维奇中校一样，我们营的伤亡始终压在我心头。
我并不是一个坚强的领导者；我苦苦挣扎，无法将自己的良知和对陆战队员们的爱，与我在桑金推进反叛乱行动的责任割裂开来。跟第5陆战团3营（3/5）和第5陆战团1营（1/5）比起来，3/7在2011至2012年的伤亡算轻的。尽管这样，每一次失去都深深刺痛了我心底某个地方。
那痛楚至今犹在，而且永远都会在。
对于那些熬过了那次部署的男男女女来说，记忆同样挥之不去。和我一样，许多3/7的陆战队员至今仍被一个阴森的幽灵纠缠着。我们的部署——我们在桑金的战争——于2012年4月结束。但几乎就在我们回到家乡的同时，另一场战争开始了。酗酒和吸毒继续制造伤亡。
到2016年，我已经数不清有多少人死于酒精、毒品、自杀或意外横祸。那次部署的回声变得越来越难以承受之后，我便停止了计数。
桑金暴露给陆战队员们的惨状表现各异。
对未经战阵的人来说，我们踏入那条山谷，意味着纯真的丧失——或者，至少是理想的破灭。由于3/7此前已有过部署经历，加上3/5和1/5的经验，我们已经对陆战队员不可避免的伤亡做好了心理准备。
但是，无论莫哈韦沙漠里的部署前训练多么充分——即使是动用演员、血淋淋的泡沫乳胶伤口和假血泵的超真实情景——也无法真正让一名陆战队员，在简易爆炸装置于战友脚下炸响、战友瞬间消失在一团尘烟中的那一刻，做好任何准备。
值得陆战队员们永远自豪的是，他们的应急行动——救治、稳定伤情、后送伤员——大多数时候都撑住了场面。但每次简易爆炸装置袭击过后，陆战队员们最终还是得独自面对情感上的余震。这留下了创伤，一种直到我们回国后才逐渐显现出来的创伤。
惨状还以其他形式出现。
每次我们成功阻断简易爆炸装置之后，都随之有进行战斗毁伤评估的要求，这是一种战术必需，只能由陆战队员巡逻至攻击地点，并处理现场——检查被炸得支离破碎的塔利班战斗人员——以获取情报。
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任务包括搜查死者口袋、用棉签从尸体上提取DNA样本等等。在同一个攻击现场，我们发现一名脑子都被打出来的战斗人员，我眼见一名陆战队员犹豫地用棉签擦拭那具尸体空荡荡的颅骨内部。我还没来得及说话，他的班长拍了拍他的肩膀，只说了句：“伙计，把棉签塞他嘴里就行了……我们要的只是这个。”
回国后一次回家探亲，父母问我这次部署中最让我意外的是什么。我大脑的过滤机制还没来得及启动，就脱口而出：“我从没想过会见到这么多人脑。”
我不知道哪样让他们更震惊：是我说的话，还是我说这话时的那股随意劲儿。但那就是事实，也是一直留在我心里的事。
更让我放不下、至今仍纠缠着我的惨状，是阿富汗平民的毁灭。更确切地说，是阿富汗儿童的毁灭。
桑金的孩子们从任何意义上讲都是无辜的受害者。到2011年我们抵达时，任何30岁以下的阿富汗人，从记事起所经历的不是外国军队占领，就是彻头彻尾的内战。山谷里的长者记得俄国人，但英国人和美国人的存在，塑造了年轻一代阿富汗人的生活。
他们不知道该怎么看待我们，我们对他们也常常怀有同样的感觉。许多孩子在陆战队员经过时只是自己待着。但另一些孩子会跟着巡逻队到处走，讨要巧克力和笔。
陆战队员们——包括我在内——想信任这些孩子，想关心他们，给他们东西。但我们同样心存疑虑，时刻警惕着，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随时都可能是在为塔利班搜集情报，或者更糟——正把我们引入简易爆炸装置或伏击圈。
对许多人来说，最糟糕的莫过于当地阿富汗孩子被卷进陆战队和塔利班的交火当中。不过，更常见的是儿童因意外触发简易爆炸装置而伤亡。缺胳膊少腿、失去眼睛的孩子，在这条山谷里随处可见。
每次当地人把受伤的孩子送到我们的救护站，看着我们精疲力竭的创伤急救队拼命稳定那小身躯的伤势，我的心就直往下沉。受伤成人的呻吟与哼叫，跟遭受重创的儿童的哭喊和哀号相比，根本不值一提。
那是一种我将带进坟墓的声音。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