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傍晚六点多，她还在青岛路买卫生巾和笔芯，穿红外套，天已经黑透了。街灯亮着，路上人不少，摊主记得她走得稳，没回头也没着急。 她从不跟陌生人走，不进黑屋子，不坐陌生人的车。这三个月在学校，就和宿舍几个人、几个老乡来往，连校外电话都没打过。所以她愿意跟着走的人，肯定是她认识、信得过、觉得“没啥事”的人。 平仓巷到南大北园就几百米。校医院后巷小门常开着，成教院办公室晚上也亮灯，宿管喊一声“电费单要补签”，她就会去。这些地方都不用解释，也不用防备。 警方查过所有人，但1996年没监控，没手机定位，连不在场证明都靠口供。她最后出现的地方，是大家天天路过的地方。不是荒郊野外，就是青岛路拐个弯就到的熟门熟路。 她不是跑丢了，也没被拖走。她是自己迈步走的，朝着一个她觉得正常、安全、甚至有点着急要去的地方。 那件红外套，最后留在了谁记得的路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