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见义勇为，怎么成了故意伤害犯？”！男子路见一父亲暴力殴打女儿，上前阻止导致对方受伤，法院判其故意伤害罪！ 时间倒回2024年5月26日深夜11时，山东聊城，刘旭和朋友赵某吃完饭，正走在回家路上。 他们经过一个路口时，眼前一幕让两人停住了脚步：一名中年男子正对着一名坐在地上的女孩疯狂施暴，用脚猛踹女孩的头部、腹部。 女孩无力反抗，只能蜷缩着身体，用手护住头部。旁边站着一名女子，但没有上前制止。 刘旭和朋友立刻走上前去。后来才知道，打人者是女孩父亲朱某，旁边站着的女子是女孩母亲纪某。 但在那一刻，他只看到一个成年人在对一名未成年人施暴。刘旭和朋友试图劝阻，但朱某非但没停手，反而用手指着二人，斥责他们“多管闲事”。 在双方身体接触后，刘旭两次将朱某绊摔在地，造成其右侧第9、10、11肋骨骨折，构成轻伤二级。 事后，警方介入。朱某因殴打女儿，被公安机关出具《家庭暴力告诫书》。 可刘旭却在近10个月后的2025年3月，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刑事拘留、逮捕。 2025年11月，聊城市东昌府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刘旭犯故意伤害罪，免予刑事处罚，同时需赔偿朱某医疗费1564元。 一审法院的判决逻辑是： 刘旭最初上前制止朱某殴打女儿的行为，是在“弘扬社会正气，值得倡导”。 但当朱某的殴打行为已停止，其与刘旭等人只是处于言语争执状态时，刘旭再次实施绊摔并殴打朱某面部，导致其轻伤二级，此时朱某的暴力行为已“不具有现实、紧迫的危险”，因此刘旭后续行为不符合正当防卫的起因条件，构成故意伤害罪。 案件的核心争议点，在于刘旭的行为是否构成“正当防卫”。而判断的关键，又在于朱某的“不法侵害”是否已“结束”。 支持刘旭的声音认为： 一个父亲在深夜街头对未成年女儿实施暴力，这种侵害具有持续性和危险性。 刘旭上前制止，朱某不但不停止，反而用手指责、言语威胁，其暴力意图并未消失。 对于“正在进行”的理解，不能机械地看“踢”的动作是否停止，而要看暴力升级的危险是否依然存在。 在当时环境下，朱某情绪依然激动，完全可能再次施暴，甚至转向攻击制止者。 刘旭将其控制住，是防止事态恶化的必要手段，属于典型的正当防卫。 一审法院则认为，当朱某的“脚踹”行为停止后，不法侵害即告结束。此后双方的肢体冲突，属于“互殴”，刘旭再动手，就失去了防卫的正当性。 这种对“时间节点”的严格划分，在司法实践中引发巨大争议。 当路见不平、挺身而出时，法律到底会给勇敢者撑腰，还是会用“理性”的条条框框，将他们的热血浇灭？ 第一，正当防卫的核心，是制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 根据《刑法》第二十条，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 本案的核心，就是判断刘旭第二次绊摔朱某时，不法侵害是否“正在进行”。 这起案件发回重审，二审法院认为“事实不清”，很可能就是对这一关键时间节点的事实认定存在分歧。 第二，面对家庭暴力等特殊侵害，防卫限度可适当放宽。 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对于不法侵害是否已经开始或者结束，应当立足防卫人在防卫时所处情境，按照社会公众的一般认知，依法作出合乎情理的判断，不能苛求防卫人。 在深夜、暴力侵害未成年人的特定情境下，防卫人高度紧张，对暴力是否“暂停”或“结束”的判断，不应过于严苛。 第三，见义勇为者，依法享有“救助豁免”。 除了正当防卫制度外，《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四条还规定了“好人条款”：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 这一条款，本意是为见义勇为者解除后顾之忧。但在本案中，这一条款未能成为刘旭的“护身符”，原因在于法院认定其后续行为“超出必要限度”，从“救助”变成了“互殴”。 第四，本案发回重审的意义：为“善行”划清边界。 聊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为由将此案发回重审，本身就说明了一审判决在法律适用上存在值得商榷之处。 这也给了我们一个重新审视正当防卫边界的契机。我们期待，重审法院能够在鼓励见义勇为与防止防卫权滥用之间，找到一个更平衡、更符合社会公义的裁判标准。 父亲打女儿，当然是家暴，是违法。路人上前制止，本应是弘扬正气的义举。但最终，施暴者只收到一纸告诫书，而制止者却险些锒铛入狱。这其中的法律逻辑，似乎与普通人的认知有着巨大的鸿沟。 如果见义勇为的代价是成为被告，那么下一次，当暴力的拳头挥向弱者时，我们还能指望谁挺身而出？ 对此，你怎么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