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的弟弟宋子安去世后，随电报而来的，还有60万美元遗产接收通知。意外的是，经济窘迫的宋庆龄却明确表示放弃领取。 1969年2月25日，宋子安在香港参加广东银行开幕仪式时突发脑溢血，倒下就没再醒过来，享年62岁。 宋庆龄甚至不是从亲人那里第一时间得到消息的，而是从一份辗转传进国内的外国杂志上，才看到小弟离世的讣告。 几十年后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那天宋庆龄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了很久，翻出旧相册一遍一遍地翻，那里面有一张宋子安十几岁时拍的照片，二姐一直留着。 宋子安是宋家最小的孩子，前面有宋霭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宋庆龄和这个比自己小13岁的弟弟感情最深，小时候宋子安不爱读书，只喜欢黏着二姐，常常陪着宋庆龄翻书翻到自己睡着了。 宋庆龄也从不责骂这个小弟，弟弟犯了错，永远是那句“下次不要这样了”。后来宋家兄弟姐妹因为政治立场不同分道扬镳，只有宋子安始终和二姐保持着联系。宋庆龄给友人的信中，提起这个小弟时说：“他是最了解我的。” 1969年4月，一封航空邮件从香港寄到了北京。宋庆龄拆开信封，里面是弟弟宋子安的美国律师发来的遗产继承通知。 宋庆龄看完信，沉默了很久，然后给律师回了一封简短的电报：“刚收到你的航空邮件。请向宋子安夫人转达我丧亲的巨大的震惊和深切的哀痛。我愿放弃给我的任何遗产，将它们留给子安的子女。” 原来，宋子安去世后，律师从他的遗嘱中找到了一个专门留给二姐的条款。这笔钱并不是他个人赠予姐姐的财产，而是三十多年前母亲倪桂珍分家时，宋庆龄应得的那一份，大约60万美元，一直由宋子安代保管。 宋子安一分没少地保存了三十多年，临终前特意嘱托律师把这笔钱“完璧归赵”。根据宋庆龄警卫秘书杜述周后来的口述，宋庆龄当时说得很清楚：“这钱是妈妈留给我的，子安替我管了三十多年，现在我不能再要了。” 宋庆龄这辈子没少被人用钱来游说过，唯一拿了的，是1925年孙中山去世，国民党送了一万块抚恤金，她之所以收下这笔钱，是因为这是丈夫留给她的最后一点安排。 后来，四大家族里的人隔三差五想给她钱，她从来没收过一分。宋子文深知二姐的脾气，压根不敢提送钱的事。当年孙科见她在外流亡怕她拮据，悄悄寄了张支票，宋庆龄也是当场拒收。 1936年，我党向宋庆龄写信请求支援，宋庆龄也没去找任何人，而是把孙中山留给自己的全部抚恤金取出来，连上海的唯一寓所都拿去典当了，凑了五万美元交给红军。 她自己呢？最困窘的时候在德国柏林，住几十马克一个月的出租房，每天只花50分在便宜中餐馆吃一顿。新中国成立后，她更是主动上交了名下所有房产、存款，她说：“我愿将私宅、私车捐为公有，做一个彻底的无产者。因为我有工资生活。” 这就是为什么60万美元送到她眼前，她连犹豫都没犹豫就拒绝了。这钱干干净净、清清白白，拿了没人能说她半个不字。可她就是不拿，这不只是一个老太太的固执，这是她给自己划出的一道底线。 她出身全中国最有钱有势的家族之一，少年时便深受革命思想熏陶，青年时代毅然挣脱豪门门第与阶级桎梏，义无反顾投身救国事业；中年之后更是看淡富贵、散尽私财，晚年时穿着保姆缝补的旧衣服、用26块碎布给自己拼了一件棉背心过冬。一生舍弃家族荣华，坚守家国大义！ 1981年5月，宋庆龄病危。有一天她忽然从昏睡中醒来，望着身边的人问了一句：“子安怎么不过来看看我？”周围没人敢出声。她忘了，她的幼弟宋子安，已经去世整整12年了。 弥留之际，她心里惦念的仍是这个最亲近的小弟，而不是小弟为她保存的那笔巨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