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0月8日，汪伪国民政府宣传部长林柏生被押赴刑场，临刑前，林柏生一边摘下自己的眼镜，一边自以为是地对身后的执行官说道：听闻听说上次思平先生受刑之后，你们还叫仵作任意撕毁衣物检验，辱其遗体，这不免有点过分，希望这次不要故伎重演。 林柏生站在那里，脑中闪过1938年底那些日子。那时日本近卫内阁提出所谓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汪精卫决定响应。他离开重庆前把电稿交给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带去香港，指定林柏生负责发出。 林柏生拿到稿子后面对顾孟余的强烈反对没有退缩，他直接说汪先生交代的事自己必须办，即使别人不出名也阻挡不了。1938年12月29日这份电文通过香港南华日报公开，这就是后来被称为艳电的文件。 林柏生还在报上写社论支持对日妥协，这一步让他彻底卷入叛国路径，也让汪精卫集团公开与重庆决裂。顾孟余从此和汪精卫断绝往来，林柏生却因为执行此事被视为首义分子，拿到一笔安家费，心里觉得自己的地位稳固了。 事情发展很快，1939年1月17日林柏生在香港皇后大道走着，突然身后冲来两人挥斧砍向他头部。他倒地时鲜血直流，幸好附近外国船员上前阻止，行刺者被抓。林柏生伤口不深后来养好，但头上留下了明显伤疤。 这次袭击据说是军统方面安排，目的是警告汪精卫集团。林柏生遇袭后没有收手，反而把伤疤当成资本，在派系中强调自己为汪先生流过血，态度更加积极推动投日行动。他从香港返回后继续为汪精卫集团效力，内心大概觉得这样的经历能换来更大信任。 到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林柏生担任行政院宣传部长等职。他掌控中央报业经理处和中国广播事业建设协会，还管电影检查委员会，牢牢抓住舆论和文化领域。宣传部本是清水衙门，林柏生想办法开辟财路。他组织青年团成员穿青色制服带枪，在上海发动所谓禁烟运动，带三千多人去烟馆收缴烟土和烟枪当众烧毁。 表面看是反毒行动，实际是向烟馆索要保护费。过段时间他又恢复烟土专卖，自己也参与牌照买卖，从中获得大量收入。林柏生同时把手伸进电影行业，1942年把新华华成等十二家电影公司合并成中华联合制片股份有限公司，他当董事长，日本人川喜多长政任副董事长。 1943年5月汪伪政府推出电影事业统筹办法，又成立中华电影联合股份有限公司，林柏生继续掌握主导权，拉拢穆时英李香兰周璇等人拍摄宣传泛亚主义的片子。这些安排让他既控制了宣传机器，又积累了经济资源。 林柏生在这些年里不断在不同职务间调动，还当过伪安徽省长兼保安司令。他从文化人出身，用笔杆子服务汪精卫集团，参与了大量奴化教育和舆论引导工作。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跟随陈公博逃到日本躲避，但很快被抓回南京关在老虎桥监狱。 法庭审理时林柏生试图辩解自己曾暗中联系国军，想减轻罪责。他妻子也多次申请再审，但1946年10月7日再审请求被驳回。检察官宣读死刑复核书那天，林柏生脸色苍白说不出话，检察官让他写遗言，他写了遗嘱和一首诗，还提到纪章纪念册和小条幅要交给家属。 走到刑场这一步，林柏生提出对遗体处理的请求时，内心应该还抱着最后一点体面念头。整个过程从他发出艳电开始，到香港遇袭后更深投入，再到掌控宣传和电影禁烟敛财，一步步把他推到今天这个位置。 那些往事在他摘下眼镜那一刻大概都涌上心头，让他显得有些自以为是却又无力改变什么。执行前的空气显得格外沉重，周围人看着这个曾经手握文化大权的汪伪要员，不知他心里还在盘算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