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台北桃园机场，已是78岁高龄的国画大师张大千，携手47岁的第四任夫人徐雯波从美国乘机飞抵台北。历经常年旅居海外的岁月，二人此番归台，正式提交定居申请，自此扎根宝岛，开启晚年在台生活，也为两岸书画文化交流留下珍贵历史瞬间。 一九七六年的台北桃园机场，张大千从舷梯上慢慢下来。 七十八岁的人了，身边牵着四十七岁的徐雯波，风吹起衣角，像把半生漂泊都翻了一页。 外人看，这叫归台定居；放到他自己身上，恐怕更像找一处能安稳铺纸、磨墨、喘口气的地方。四川内江出来的张正权，后来改名张爰，字季爰，法号大千，一辈子换过不少住处，也换过不少画法，可有一样没变，他得守着画笔活。 张大千的名声太大，大到很容易把人遮住。 人们记得他和齐白石并称“南张北齐”，也记得他同溥心畬有“南张北溥”的说法，还会说到“渡海三家”。这些名头响亮，像铜锣敲在耳边。可他早年真正下的笨功夫，是趴在古画前一点点临摹，笔锋、设色、纸气都要摸透。中年去敦煌，又把壁画里的尘土和佛光摹进手腕。 晚年眼睛出了毛病，细笔不便使，他反倒把水墨泼开，泼墨、泼彩，像老树忽然另生一枝。 把他离开大陆说成投奔某一边，话就说薄了。 刘力上跟他学画多年，知道这人不是党派中人。他同于右任、张群、罗家伦交往，更多是在诗书画酒席之间打转。更值得琢磨的是，一九四九年初，他在香港应何香凝之请，为毛主席画过荷花，还题了“润之先生”。若心里早已筑起高墙，大概不会把这样一幅画送出去。 可时代一翻脸，人会本能地往安全处挪，谁也不能只拿一件事把他钉死。 大陆这边也没有把他忘了。 五十年代初，陈毅问谢稚柳，中国画家谁最好，谢稚柳答得干脆，说张大千。陈毅便让他写信劝回。周总理也曾过问这事，让叶浅予、徐悲鸿联名写信。 杨宛君捐出一批张大千敦煌壁画临摹稿后，文化部门发了四万元奖金，其中两万元还特意留着，说等大千回来用。 诚意摆在那里，可请柬再体面，也替不了一个人的日常。 日常是什么？是钱，是债，是一大家子的饭碗。张大千不是清汤寡水过一辈子的人，他讲排场，爱朋友，也要养亲族。 一九五六年，他和中国商业代表团在酒席上碰面，对方问他近况，他说欠了二三十万美元。 有人表示，只要肯回去，人民政府可以代还。他不肯，说私人债不能拿国家的钱抹。早年在敦煌欠过几百条金子的债，他也没去申请补助。这话听着硬，有点旧派文人的犟，也有江湖人的脸面。 那时大陆艺术市场冷。 普通人手里没余钱，谁还常买字画？许多画家改画连环画、年画，或者做广告设计、教美术。齐白石这样的大名，一幅画也只有几十元，还未必顺利卖出。 张大千若回来，靠什么供自己这一摊子？二嫂、三哥三嫂、四哥，两房夫人，还有子侄里的困难户，都不只是家谱上的名字。他在海外站稳后，每月给三哥三嫂一房寄一百港币，折成人民币四五十元，在五六十年代中小城市，够四五个人生活。画笔到了他手里，不只是风雅，也是一只米袋。 谢稚柳一九八一年在香港说过一句很有分寸的话，他希望张大千回去，却不劝。 为什么？太懂老友了。 张大千自由散漫，花钱也松；若让他坐在会议室里，当代表、委员、理事，时不时开会，还要作报告，那真是把鱼放到晒场上。 不是不给面子，是活法不对劲。一个画家若连呼吸都被安排得整整齐齐，笔下哪还有云气。 政治上的阴影也绕不开。 五六十年代，大陆运动一轮接一轮。张大千未必真能看清每一层曲折，可香港报纸会写，亲友书信会传，画界朋友和家里人有人吃苦，这些零碎消息飘到海外，比正式告示更扎心。 人一老，胆子未必小，只是更知道风向会伤人。 说他不想故乡，那也不像话。 内江的水气、成都的旧友、少年时闻过的墨香，哪能说断就断？只是想念归想念，落脚归落脚。台湾外双溪给了他一个折中的安放。那里有张群等老朋友，也有相对安静的画室。他把住处叫摩耶精舍，像给漂了几十年的自己钉下一枚小小的钉子。窗外有山水，屋里有纸墨，这对晚年的张大千，比许多漂亮名分都实在。 到台北后，他没有把笔搁起来。台湾的湿云、海风、山色，一点点进了画里。晚年那幅《庐山图》更像一口硬气，长约十米，宽约一点八米，画了一年七个月。奇的是，他并未真正到过庐山，只凭诗词、图像和心里攒下的山水，硬画出一座云雾翻滚的庐山。 心脏病逼近，题诗没写完，印也没盖上，笔却还往前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