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永贵的孙女陈红梅总结爷爷的一生，字迹清秀隽美，字里行间流露出万分崇敬与自豪。大家看看到底写的啥 病房里那只橘子，最能说明陈永贵这个人。 一九八五年一月，他在北京医院查出肺癌晚期，头痛、乏力，身子像被抽空了。 大寨的老伙计们被接到北京，他已经没多少力气，还是伸手去拿桌上的橘子，想招呼大家吃。 一个当过国务院副总理的人，临到病榻边，惦记的不是履历，也不是排场，而是来人别空着嘴。这一幕，陈春梅写得轻，却压得住人。她笔下没有金光闪闪的架势，更多是家常记忆里的饭锅、脚步、旧窑洞和一张不肯改口的乡下嘴。 陈永贵一辈子离不开大寨。 哪怕住过钓鱼台三号楼，开会进过中南海，他心里那根线还是拴在虎头山。有人说他是中央的人，日后该去八宝山，他偏说大寨是根，自己总要回来。 话不花哨，像庄稼人把鞋底磕了磕，露出一层干土。根这个字，在他那里不是修辞，是户口、粮、工分，也是死后眼睛还想望见的那片坡。 按规定，他当副总理后可以把农村户口迁到北京，也可以领国家工资。 可他没这么办。早先吃大寨口粮，拿大寨工分，一天一点五元。山西每月给他补一百元，后来国务院又按天补一点二元，他接了国务院这份，反倒把大寨工分钱退回去。 算下来，每月生活费一百三十六元。 他不是天生站在高处的人。 大寨那地方，沟深坡硬，地零碎得像摔开的瓦片。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村里人在七条山沟里垒出一百八十多条坝，把三百亩坡地整成梯田，四千七百多块小地并成两千九百块。 纸上看是数字，落到人身上，就是肩膀勒出印，手掌起茧，天冷时石头冻得咬人。 一九六三年，大寨碰上狠年景。 洪水冲，风刮，冰雹砸，霜冻压，前头旱，春播又涝。全村近八百亩地里，一百三十九亩梯田被冲坏，四十一亩庄稼被沙土埋住，许多房窑塌了，八十户里大多数没了安稳住处。这样的光景，向国家张口要救济，也没人会笑话。 陈永贵没有把村子往等靠上带，他带人修地、补窑、抢收，硬从烂泥里把日子往回拽。 那一年，大寨亩产七百零四斤，总产五十六万斤，还交售二十四万斤商品粮。听上去像硬邦邦的成绩，里面其实是一个村子没认输。 陈永贵会干，也会说。 他四十二岁才扫盲，识字不早，讲话却有劲。山西农业劳模会上，他讲大寨怎样治坡，怎样抗灾，怎样把集体生产往前推，不摆书本架子，不故作高深。赵树理听后很服气，说他不讲典故，也能讲出道理。这个评价很准。 陈永贵的语言不是从书桌上修出来的，是从田埂、窑洞、队部、记工本里长出来的。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九日，他登上人民大会堂讲台，台下是一万多名党政军干部。 他不看稿，一开口就是四个小时。合作化、狼窝掌、爱国粮、灾后修家园、白天治坡夜里治窝，这些事从他嘴里出来，带着太行山的土味。二月十日，《人民日报》把大寨推到头版，新华社长篇通讯也跟着出来，全国农业学大寨的风，越刮越大。 毛主席听山西负责同志汇报大寨时，问陈永贵是哪几个字，认不认字。 听说他五十岁能读报，还懂点逻辑，毛主席说他识字不多，干的事情不少。这句话很快有了分量。那时需要典型，大寨是一个典型；也需要能把典型讲活的人，陈永贵正好站在那里，白毛巾一裹，嗓门一亮，许多人就记住了。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周总理叫住陈永贵，让他别去大灶吃饭，说毛主席请他。那顿饭上有朱德，也有曾志、彭真、罗瑞卿、余秋里等人。 毛主席握着他的手，招呼他吃菜，还说五十岁知天命，能搞出大寨很好。第二天报纸登出握手照片。到一九六七年劳动节，天安门城楼上那句“永贵好”，又被报纸放大。一个农民干部，就这样被时代推到光亮处。 光亮处也别扭。一九七五年一月，周总理在医院里找他谈话，让他准备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农业。陈永贵发愣，说自己文化水平低，怕干不了。 周总理没有顺着他退，讲党员要服从安排，人才也能从群众里出来。于是他坐上了高位。 只是坐上去以后，他不愿被护得严严实实，离群众远得像隔了一堵墙。他给毛主席写信，提出搬出钓鱼台，还把时间分成三份，一份在大寨、昔阳，一份跑全国，一份在中央。毛主席批了，还笑说钓鱼台无鱼可钓。 在昔阳，他也干过硬事。 给干部平反冤案，给群众免粮食债，这都不是轻飘飘的口号。他主政昔阳十二年，执掌大寨二十一年，有威望，也有压力。大寨经验后来被推得太高，难免被一些地方学成了架子。 一九七九年，到大寨参观的人比过去少了许多；一九八二年前后，农村改革往前走，大寨也进了新路。人被时代举起，也会被时代重新打量，这话不浪漫，却实在。 一九八零年九月，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卸任后，国家按正式职工标准给他每月二百元生活费。晚年日子清淡，早上五点起床，和老伴给孩子做饭，放进热水锅里焐着，再从十二层楼慢慢走下去，到三里河一带散步。 别人打太极，他学了几下不顺手，干脆叉腿伸臂，摆出刨地架势，给自己那套动作起名庄稼拳。 这个名字土，可真。 人离开了地，身子还记着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