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说：“算了，别写啦。”九一三空难事件发生后，林彪幼女林豆豆不停地写有关材料，毛主席却不让她再写了，还找人专门照顾林豆豆，给予特殊关怀。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零点三十二分，三叉戟二五六号从山海关硬起飞，机头朝着西北钻，大约两个小时后，油见底，机场又找不到，只能在肯特省伊德尔莫格盆地那片草地上硬碰硬。 机腹一擦地，火光一蹿，整架飞机被猛地一甩，又腾空一下，当场炸开。 五百多米长的燃烧带拉在地上，最窄只有五十米，最宽接近两百米，五十一吨的机体分成一地疙瘩：大块外壳散在一百到三百米一带，尾部倒在五百米开外，旁边有起落架，还有轮胎滚出燃烧区，两百米外停在草丛里。远远看去，就是一条被撕开的灰白伤口。 这架飞机的来路不神秘，是绕道买来的旧货。 七十年代初，中国和英国之间没民机直购的门路，只好通过巴基斯坦，引进四架飞过一阵子的英制三叉戟。 二五六号就是其中之一，一九七一年八月，在广州白云机场交接，中方飞行员和巴方飞行员一起把飞机拉上天，到一万两千米巡一圈，性能过关，再把挂着巴基斯坦标志的机身飞回北京。 讲究在北京动。 专机师修理厂接到任务，按重要专机的规格给二五六号做全身改装，客舱从头布置，设备一件件换，机身两侧和机翼下方刷上周恩来题写的“中国民航”，尾部最高处漆上鲜红的五星红旗。 银白色机身在空旷机场上翘着尾巴，后掠机翼衬着流线型机身，远远看去，就一副“等着起飞”的劲头。飞行员队伍里不少人心里有数，那时候毛主席已经不坐飞机，二五四号三叉戟给江用，舱内很讲究，规格还要压过二五四号一头的二五六号，八成就是给林留的。 林彪怕风,负责客舱改装的机务被这个要求折腾了不短时间。 飞机是个封闭循环系统，想在里面造一个完全独立的小天地不容易，从密封条到出风口一处处试，最后干脆在林彪睡床外面挂了一道隔帘。隔帘挡不了多少气流，却能让人心里稳当一点，这种“图个心安”的做法，在专机改装里并不少见。 那几年，三叉戟在中国算新鲜玩意儿，喷气式，飞得快，坐着也舒服。 能进三叉戟飞行中队，是很多飞行员的盼头。二五六号改装完，按理该在云层里飞好多年，像后来停在博物馆和公园里的那几架一样，最后找块空地，光光彩彩退役。 九一三那一夜，把这一切都掰断了。 林第一次坐上二五六号，就把它当成叛逃工具，人没过去，飞机先倒在异国荒原上，四名机组成员把命留在当地，地面上一些无辜的人，也因为“机组成员之一”这样几个字，在后面很长时间里改了命运。 坠机之后，现场看得很紧。 飞机出事那天凌晨，大致两点半左右，蒙古和苏联方面先到，两天半之后，中国驻蒙使馆人员才赶到。那时，遇难者遗物已经被集中放好，现场上一些关键设备，也早被动过手。 使馆工作人员对“黑匣子”这个词并不熟，压根不知道该往哪儿找。 多年以后，蒙古退休副外长云登回忆，说飞机上装着一种苏制无线电高度表，可以测六百米内的高度，型号都能说得很细。连这么一块高度表都研究得门儿清，更高级的事故记录器会不会被轻易放过，这个问题不用多说，答案也差不多摆在那里。 发动机是另一块被盯得死死的东西。 三叉戟的三台发动机全在尾部，一台在机身和机尾连接处，两台挂在两侧，对运输机来说，耗油多少直接关系经济账，行内人到现场，眼睛都会先扫这几台“大心脏”。 有说法，一架苏联直升机从赤塔方向飞到坠机点，从尾部位置拆走一台发动机，带着就走。 另一台发动机，一九九五年被运到乌兰巴托近郊，放在旅游点当展品。剩下那台，被一位香港商人看中，因为当地没有起重机，整件装不上车，只能拆成零件运走，外壳留在蒙古朋友院子里吹风淋雨。 中国这边，也有人盯上这堆碎片。 东北呼伦贝尔一位邬姓经理，一九九一年前后到蒙古做生意，就琢磨林彪座机残骸不是一般废品。一九九三年前后，当地对坠机现场限制松动，他干脆发动二十多名小学生，在方圆五公里的草原上满地找，拣回三吨多碎片，运到山海关老龙头展览。 散落在蒙古草原上的零部件，就这样一块块搬回中国，有发动机残缺的涡轮，有机身蒙皮，有起落架轮毂。中国历史博物馆也通过渠道要来几件，比较大的，是一只主起落架，还有主轮轮毂，还有发动机尾喷管外侧的环形结构，这种反推力装置只装在两侧发动机上，中央那台没有。 现场解禁之后，动作最快的是港商，机尾那样的大块残骸大多让他们高价买走。 在坠机点以北大约十公里，还有一个萤石矿，因为离得近，分到一扇机翼，后来嫌占地方，让拖拉机履带压平，当废钢卖掉。 附近老百姓看见商人肯掏大价钱收这堆东西，也跟着动心思，把铝板切一切，有的做成锅碗，有的打磨成小玩意儿当纪念，更多还是当废品卖进市场。 时间一长，话题也变了味，不再只是“谁拿走哪块残骸”的争执。 视线再拉回北京，林豆豆一个字一个字写材料，试图把父亲的事写清楚，毛主席一句“算了，别写啦”，把笔从她手里拿下来，却没把关照拿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