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瑞欣，是一个被很多人忽略的人物，他是和毛岸英一起突然牺牲的志愿军司令部参谋，但极少有人知道他。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一九九一年，潇湘电影制片厂为迎接建党七十周年拍摄《毛泽东和他的儿子》。 银幕上，朝鲜大榆洞上空轰鸣，美军飞机投下凝固汽油弹，木板房一下子被火舌裹住，志愿军司令部俄语翻译兼秘书毛岸英和身边那位参谋倒在烈焰里。 字幕写着“高瑞欣，饶阳人”，衡水饶阳县的观众看着，自然觉得脸上有光：原来本县还有这样一位志愿军英雄。保定安国县王玉巷村的一位老人却在影院里突然站起来，冲着荧幕喊“那是我哥哥”，人当场就哭得打颤，整排座位跟着静了下来。 老人叫高子刚。 影片把籍贯写成饶阳，他手里却攥着另一份“底稿”——一张编号零零一的“革命军人牺牲证明书”。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和政治部联名制发这张证明，寄往安国，由高子刚签收。纸上写得很细：烈士高瑞欣，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五零年，安国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参谋，一九五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牺牲于朝鲜大榆洞志愿军司令部，因美军飞机轰炸殉难。 这几行字，比电影字幕要安静得多，也要硬气得多。 往前追，会回到一九二七年的安国县（今安国市）。高家是普通农户，父亲白天种地，闲时当石匠，能写、会画、会刻，在村里算个有文化的人。 家里兄妹四人，除了弟弟高子刚，还有两个妹妹，兄弟俩一起上小学，高瑞欣考试总是第一。 日本侵略军打来，把当学校用的大佛寺拆掉，木料抢去修炮楼，教室没了，整村学生一下失学，课本落满灰，这个爱读书的少年也被迫回到地里干活。 路没有就此断掉。一九四一年六月，他考入冀中军区抗属中学。一九四三年二月，到延安转入抗大学习，一九四四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六年二月从抗大毕业，调入延安中央军委机关一局。一九四七年三月，又调往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在彭德怀身边任参谋，走进了解放西北战场的指挥中枢。 参谋的活儿听着文气，干起来却很“硬核”。敌我多少兵力，配什么火炮，哪支部队伤亡几成，哪支新补武器，都要有人一条条记录、反复核算。战场情况随时在变，他把这些数字背得滚瓜烂熟。向中央首长汇报缴获装备时，对敌我武器数量、部队人数说得一清二楚。 彭德怀在作战会上突然提问，他几乎不用看纸，就把各项数字像念家谱一样报出来，“小高小高，本事真高”这句话就是那时候当众说出口的。周恩来称他是“很好的机要参谋”，彭德怀说他在解放西北的战争中“是有贡献的”，话不多，却够沉。 一九四九年二月十七日，彭德怀赴河北平山西柏坡出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高瑞欣随行。到石家庄后，彭德怀专门给他放了七天假，让他回安国看看。参军八年，他和家 里几乎断了音讯，这一次重新走进院子，看见父母鬓发斑白，只能挤出点笑容，多说几句家常。那几天，他在村里和李翠英订婚，第二年结婚，这个天天对着地图画箭头的参谋，也总算在老家立起一间自己的屋子。 朝鲜战争爆发，他很快又被推上新的战场。 一九五零年十一月上旬，他接到彭德怀让其入朝的电令，家中妻子已经怀孕。匆匆道别后，他从兰州出发，经西安、北京，于十一月十八日赶到朝鲜大榆洞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驻地。那里原本是矿区宿舍，朝鲜战争打响后早已空无一人，志愿军把一间大房子隔成三间：会议室、办公室，还有分隔出来的彭德怀卧室和警卫值班室。 志愿军司令部每天发出大量情报，美军用侦测仪器盯着这片山谷，飞机频繁前来侦察、轰炸。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觉得事态严重，部署防空措施，规定除值班人员外，一律进防空洞，值班的听到警报也必须立刻撤离。一九五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七时前，机关人员照规矩全部进入防空洞，只留下值班人员，山谷被压得很低。 两三个小时过去，敌机始终没有来，警报时响时停。 高瑞欣原本不在值班表上，为尽快熟悉情况，还是和毛岸英一起从防空洞回到办公室，整理资料、查看地图，默记敌我番号、位置和行动。屋里还有警卫成普、徐亩元四人，手上忙着，耳朵却一直竖着。 接近十一时，四架敌机飞临大榆洞，警报拉响，四人立刻向防空洞撤离。 敌机在空中盘旋几圈，没有投弹，又朝远处飞去，人心里的弦跟着一松，几个人折回办公室继续工作。 不久，又有四架敌机压下来，警报再起。徐亩元先冲出门外，成普随后跑出，两人抬头望见空中飘着一串白色小球，在阳光下发亮，那是凝固汽油弹。 成普连声叫不好，刚想转身去喊屋里的两人，近百枚汽油弹已经砸落，彭德怀的住室和办公室被直接命中，一千多摄氏度的烈火卷起，把整排木板房烧成火墙。 毛岸英和高瑞欣因为离门口稍远，没能冲出，被困在烈焰之中。 警报解除后，人们在废墟中确认牺牲名单，这两位年轻干部的名字就此定格在一九五零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大榆洞。彭德怀得知消息，悲痛流泪，长时间皱眉呆坐，一个是领袖的儿子，一个是多年身边的机要参谋，这样的损失很难用话安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