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年底，彭真因为身体不好住进了北京医院。当时也在住院的还有山西省委书记李立功，两人闲着没事就聊天解闷。聊到了一个话题：怎样看待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 提到毛主席，两位老人停了一下。 1976年9月9日，他在北京与世长辞，享年八十三岁。那一天，广播里反复播送讣告，有五十三个国家降下半旗。 不少人站在大喇叭底下，听到“逝世”两个字，当场落泪。 年轻时的毛主席，从韶山走到湘江河畔，进安源煤矿跟工人坐在长凳上聊天，又爬上井冈山点起星星之火。队伍翻过雪山草地，挺进延安，在黄土高坡的窑洞里商量出路，再从延安走到西柏坡，推演的是全国怎么解放。 1949年站上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喊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说到这里，李立功摇摇头。有人说群众对他的感情都是宣传推出来的，两位老人心里不服。 抗美援朝打响，他把儿子送上战场；援越抗美时，照样顶着世界上最强的对手硬扛。 家里子女上学，不许用公车接送，各地送来的礼品，一律登记交公。亲戚托人求工作，回话只有“按原则办”。日子过得并不阔气，更像普通干部，只是规矩立得更死，“为人民服务”几个字，是天天照着做的事。 聊起反腐，两人自然提到刘青山、张子善。 那次公开审判，在干部队伍里砸下重锤。毛主席对腐败深恶痛绝，强调“整治腐败、举重若轻”，谁敢伸手，就要付出代价。 群众听说后，用最朴素的话评价他，“一辈子不贪钱”，这一条，就让很多人心里踏实。 话题转到三年经济困难。全国勒紧裤带过日子，他带头降工资，吃饭和群众一样紧巴巴。国家要搞原子弹，要攒出“两弹一星”，要有自己的“核保护伞”，钱只能从有限的资源里抠出来。 那几年，人们记住的，是领头的人没把自己摘出去独享轻松。 尖端试验成功后，不少老工程师回忆，用的还是一句“那时他是真跟老百姓站在一边”。 说到外部世界，新中国成立之后，同越来越多国家建交，到最后与一百一十八个国家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中国恢复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席位，从被人代表变成自己发声。 外电常说他“强硬”，国内群众记得的则是几句重话：“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对干部，他反复叮嘱“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又点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种“藐视强权、顶天立地”的姿态，让许多人第一次觉得中国说话带风。 新中国只用了二十来年，就从“洋钉、洋火、洋车、洋油”的局面，追到“两弹一星”升空。 毛主席常说“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又提醒身边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还要“只争朝夕”。 他也总把书本抓在手里。桌上摊着几本书，写文章时随手翻，批注画得密密麻麻。 《井冈山的斗争》《论持久战》等文，从战场到课堂都有人念。 对不少干部来说，这是“怎么打仗、怎么扭转局面”的路数，也让人觉得他既有胆子，也有才气和远见。 谈到群众的评价，两位老人都点头。 有人爱用一串“一辈子”来形容：一辈子节俭度日，一辈子读书不辍，一辈子让敌人闻风丧胆，一辈子跟人民心贴心。还有人说他有骨气、有志气、有勇气、有才气、有正气。对很多经历过旧社会的人来说，新中国从战乱里爬起来，他们自然把功劳集中到那个站在城楼上喊“人民万岁”的人身上。 “那现在说的个人崇拜，到底怎么讲理才算周全？”李立功问了一句。 两人都觉得，这个词里夹着两层东西。一层是制度和宣传上做得过火的地方，一层是群众发自内心的感恩和依赖。 吃过苦的人，总记得“吃水不忘挖井人，幸福不忘指路人”。从韶山到天安门，从内战到抗美援朝、援越抗美，从百废待兴到大规模工业化，从一穷二白到拥有两弹一星和核保护伞，新中国每迈一步，那个人都站在最前面。 群众把这种印象压缩成几句话，“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倡导公平，拒绝特权”“自奉俭薄，上善若水”“藐视强权，顶天立地”，讲的是一个人，也是在给后来的人立尺子。 窗外天色渐暗，护士推车经过。两位老人说到最后，都不再给“个人崇拜”下结论，只反复提醒彼此：评价毛主席，既要看清有过度拔高的做法，也要承认亿万普通人那种真切的敬爱。 九月九日，依旧有人在烈日下或秋风里站一会，心里默念一句“毛主席”，再加一句“人民万岁”。 1979年那个冬天，北京医院这间小病房里的对话慢慢沉下来，只剩输液瓶一滴一滴往下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