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底，蒋介石败走台湾，因为飞机超载，只得丢下10块大石头，没想到，这10块石头竟成了我们的“镇国之宝” 故宫宁寿宫石鼓馆里静静伫立的十块石头，跨越两千多年，本身就是一部刻在石上的中国文化史。 这十块石鼓鼓形敦厚，高近70厘米，鼓面刻着十首四言诗，写秦君出猎、开荒造田、修路治水等场景，字体介于大篆和小篆之间，被后人推为“书家第一法则”“篆书之祖”。 故事要从唐贞观年间说起。陕西宝鸡陈仓山北坡，一位牧羊人从土中刨出几块刻满怪字的石头，引来当地士人围观拓印。 韩愈写下《石鼓歌》，呼吁好好保存这批“奇物”，石鼓从此名动天下。安史之乱中，唐肃宗避难雍城，闻知石鼓在凤翔，下令运来观赏，又在叛军压境时匆忙掩埋，谎称已毁。战乱稍平，石鼓再度出土，移入孔庙，却因风雨剥蚀与盗窃一度只剩九面，长期在民间辗转失散。 宋代统治者和士大夫对石鼓愈发着迷。宋仁宗重赏寻访，凤翔知府司马池只找回九块，便仿制一块冒充十面，被识破后挨罚。 后来又有人顺着旧拓本线索，在屠夫家磨刀石下找回那块失踪石鼓。宋徽宗命人在刻痕中填金，使鼓文金光闪闪。靖康之变后，金兵掠城，有人抠走金子，石鼓被弃于乱军践踏。 到了元明清，石鼓先被运往大都，后长期安放在北京国子监，文人墨客争相拓印，正因为有这些拓片备份，即便鼓面残损严重，后人仍能借此解读石鼓文。 关于石鼓属于哪一朝哪一代，古今学者争论不休。唐人多依周书传统，视之为周宣王时遗物。宋代郑樵第一位明确提出石鼓应为秦刻，清代吴大澂等人从字形、用语细细比勘，现代郭沫若结合考古与拓本，基本把时间锁定在春秋战国之交，很可能是秦景公时期为祭祀所立。 近几十年，随着更多拓本在海内外现身，加上电脑信息技术的辅助，研究者才大致弄清十首诗的排序与大意，确认石鼓文所写大多是秦地出猎、垦荒与道路、河川治理等场景，为认识先秦社会提供了一扇难得窗口。 真正把石鼓推到“国宝中之国宝”高度的，是近现代几次生死未卜的迁徙。抗日战争时期，故宫文物分批南迁，石鼓被高丽纸敷在字面，再装箱上车，从北京辗转津沪宁渝峨眉，一路与轰炸和大火擦肩而过，全靠文物工作者的谨慎与拼命。 抗战胜利后，石鼓先回南京。不久内战爆发，1948年底，蒋介石决定空运珍贵文物赴台，优先挑走金银珠宝和轻巧古董，十面石鼓原本在第三批清单之中。 临起飞时，飞行员发现飞机严重超载，只能紧急卸下最沉的货物，高大笨重的石鼓就这样被第一批丢在南京机场一角，第三批计划运走的1700箱文物里，最终有900多箱也因此留在南京。 等解放军进城接管，这些被弃置的石头被重新登记、妥善保护。1950年，十面石鼓运回北京，此后安放在故宫，专设石鼓馆展陈，并配以西周至秦代铭刻与拓本，恒温恒湿、严密守护。 今天的观众站在展柜前，看到的不仅是一组先秦刻石，更是一部浓缩的中国文物保护史。中国人几乎是世界上少数还能直接读懂自己祖先文字的民族，从韩愈、苏轼到现代研究者，几代人接力破解石鼓文。 当观众在拓片与石刻之间拼出秦人生活的画面时，那场跨越两千多年的对话，也已在鼓面浅浅的刻痕中悄然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