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7月，抗日爱国将领、原国军起义投诚少将师长糜藕池在贵州省毕节市被枪毙，糜藕池到死也想不明白自己已经起义投诚为何还要被枪毙。 这个贵州毕节农家子，从护国军扛枪打袁世凯起，就在战场上摸爬滚打。进了黄埔军校本该迎来一飞冲天的机会，却因为口音，被蒋介石听成“没吃”，在心里记上不善言辞这一笔。 黄埔系讲究近臣亲信，这句听错的话等于悄悄关上了一扇门，往后升迁总比同学慢半拍，他也只能把力气都往带兵打仗上使。 他给自己和部队立了三条规矩，不吃空饷，不虐待士兵，不临阵脱逃，在腐败成风的队伍里显得有点傻，反而赢得了兵心。 忻口一战，把这种“憨直”推到极致。面对装备远胜于己的板垣师团，他带着团里两千多号人死守阵地，敢死队抱着手榴弹往坦克身上扑，自己扛着刺刀上去拚刺刀，结果全团只剩下三百多人，他在焦土里一点点收敛遗体，肋骨里从此多了一颗取不出来的子弹。 那颗子弹后来在迁葬时被人再度摸出来，成了几十年后证明他抗日身份最硬的证据。 抗战之后，他从前线调到后方，既干过二战区高参，也办过训练团和保安干部学校，在贵州山里到处跑，训练民兵守后方。 内战爆发后，他被调去南京做警察局长和警校总队长，算是离前线远了一些，1948年又被派回贵州，出任川黔绥靖公署独立第一师师长兼县长，手里握着几千兵和一方政务，依旧按老规矩给士兵发饷，从不占便宜。 1949年形势逆转，解放军压向西南，他看得明白，国民党回天乏术。和同僚反复商量后，他选了最少流血的一条路，率部通电起义，把独立第一师整建制带到解放军一边，贵州省因此少打不少仗。 他甚至把部分武器交给当地地下党，觉得只有交出枪，才算把心也交出去。按照当时政策，这样的起义将领，原本应当得到宽大。 真正改变命运的是镇反。全国大规模清理旧势力，标准由中央定，落地却要靠各地具体执行。偏远山城信息封闭，审查里旧账新账搅在一起，他在国民党时期的职务、部下里有人叛变、私下交枪这些事，都成了可疑之处。 1951年，他在毕节突然被捕，被扣上假起义真潜伏的罪名。审讯中他一遍遍强调自己起义出于本心，从未贪墨害人，却挡不住当时那股风。 押赴刑场的路上，他还是穿着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只提了两个要求，一是换身整齐军服，二是想弄清楚那张起义证书到底还算不算数。 枪响之后，他被草草扔进乱葬坑，当年在抗战中收留的义子徒手把土刨开，用草席重又裹好，插了一块写着义父糜公的木牌，守着这座坟一直老病而终，没有等来平反消息。 三十多年后，拨乱反正的风吹到贵州，档案柜里的旧卷宗被重新翻开，起义通电、抗日参战记录、战场负伤证明一件件对照，原本简单粗暴的一纸判决，终于被认定为错案。 省里为他改判，恢复起义将领名义，把名字刻上烈士陵园的统战人士纪念碑。子女拿到那份平反书时，早已白发苍苍。 从黄埔课堂上一句听错的名字，到忻口阵地上一颗卡在肋骨里的子弹，再到乱葬坑前一块小木牌，这些零碎的东西连在一起，构成了糜藕池这辈子的轨迹。 嘴上笨拙一点，也不会讨巧说话，他能拿得出来的，只有一辈子在战场上和在抉择关头做过的那些事。后来时代的风暴把他卷进冤案，可那份想守住家乡和土地的执念，并没有被改写，只是被压在档案里，等了几十年才重新浮出水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