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陈宏被捕，供出了陈毅，敌人设计诱骗陈毅下山。陈毅下山时，因口渴向少妇讨水喝，谁知少妇一句话，竟救了他一命！ 梅岭的那几年，对陈毅来说简直像被推到生死边缘。电台早已丢失，与中央整整失联两年，山上只能靠清水煮野菜撑日子，既看不见外面的局势，也等不到组织的回音。 偏偏这个时候，曾在粤赣任参谋长的龚楚投向国民党，带着一肚子红军内部机密，开始反咬一口。 顺着叛徒提供的线索，敌人很快盯上了地下交通员陈宏。陈宏原来负责梅岭与外界的联络，每次下山办事都会顺手把几份报纸带回山里，是陈毅了解大局的唯一窗口。 进了大牢以后，陈宏先挨了老虎凳、电刑，血汗糊成一片，咬牙不松口。龚楚见硬顶不成，就换上已经叛变的何长林上场，衣着光鲜，开口闭口是每月几百大洋、好酒好肉、年轻媳妇，把山上清汤野菜、朝不保夕同眼前的安逸生活一对比，这一轮糖衣炮弹终于打穿了防线。 陈宏开始交代，不但供出了启安糖铺这样的一级秘密交通站，还把自己与陈毅队伍的联络路径交得一清二楚。 国民党特务马上布下圈套，让陈宏继续拿着钱回家，像往常一样送几趟报纸上山，同时伺机伪造了一封“中央来信”，说有特派员已经到了大余，点名要见陈毅，传达最新指示。 信送到梅岭，山上不少人激动得一夜未睡。两年多音讯全无，现在突然传来组织找到自己，谁也不愿轻易怀疑。 陈毅却始终觉得哪儿不对劲，白色恐怖越来越紧张，中央一贯谨慎，怎么会在这种时候叫地方负责人下山露面。不过联络一旦真实存在，就算前面是刀山火海也得摸一摸，只能权衡风险。 和项英一商量，队伍里总要留一个主心骨，于是陈毅只带本地出身、熟悉地形的警卫黄赞龙，两人换上便装悄悄下山。 走到大余城边，天气闷热，两人又渴又乏。黄赞龙认出路边一户人家，说是陈宏的住处，索性推门进去讨碗水喝。 开门的是一名年轻女子，显然是陈宏妻子。陈毅报出“老朋友”的名义，说明出门匆忙没带水壶，才被让进院子。 接过水碗时，陈毅像随口聊天一样问了一句人在哪，年轻女子一边忙着递水，一边用乡音回答，陈宏去糖铺了。 这一句话，让陈毅和黄赞龙几乎同时心里一惊。糖铺在大余表面只是普通小店，真正的身份是地下交通站。 按照纪律，这种事连枕边人都不能提，陈宏妻子却可以不经意说出来，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这个地方早已落入敌手，所谓机密根本不用再保守。陈毅眉眼不动，水照喝，心里已经把敌人的布局串成一条线。 为了进一步确认，两人没有去信里提到的城南客栈，而是从小路摸到启安糖铺附近。那一片按理人来人往，可这一天铺门冷清，周围却多了不少神色紧绷的“闲人”，不时朝门口张望。别的店铺照常做生意，唯独这一家透着股不对劲的死气。 正在犹豫间，从前在糖铺干活的老工人认出了乔装的陈毅，趁着没人注意凑过来，小声点出关键，陈宏已经叛变，这里全是特务埋伏。 几句话说完，已经足够致命。陈毅立即断定所谓“特派员”纯属诱饵，当机立断放弃一切接头安排，带着黄赞龙改走偏僻小巷，混在人群里分段出城。 敌人很快发现大鱼不上钩，恼羞成怒，只好调重兵把整座梅岭围成铁桶，开始地毯式搜山。 山里本就连月干燥，敌人干脆放火烧山，火舌顺着山脊往上蹿，滚滚浓烟直冲茅草洞。 陈毅和战士们被逼得几乎喘不过气，甚至写下“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的绝命诗，准备到了最后关头也要和敌人拼到底。 就在所有人以为这回再无侥幸之时，乌云忽然压来，大雨夹着雷声倒了下来，火势被压得死死的，搜山部队在泥浆里打了几个滚，只能骂骂咧咧撤出封锁线。陈毅后来半开玩笑说，这是老天爷又帮了一把。 回头看这场劫难，敌人靠叛徒和酷刑织网，龚楚想立功，陈宏为一时享乐出卖同志，一步步把圈套摆到梅岭山脚；陈毅靠多年斗争养成的警觉，从少妇脱口而出的“糖铺”听出异样，又得到老工人冒险提醒，再借黄赞龙熟悉地形，在枪口下硬生生拽回一条生路。 生死之间不过一碗水、一句话，一点点人心的差别，却救下了梅岭那支岌岌可危的抗日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