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一代名将郑维山最终因为生活低头了，他给昔日领导人徐向前写了一封信，告知徐向前说目前自己的生活困难，希望能够得到帮助，随后徐向前给政治部主任韦国清打了一通电话，电话里他还怒气的说道：不要推诿，也不要来回踢皮球拉扯。 这句话出现时，事情其实已经积压了很久。郑维山并不是一时走投无路才提笔写信，而是在反复等待之后，才下了这个决心。 1979年初，郑维山刚刚结束长达八年的下放生活，从安徽农场返回北京。组织上为郑维山恢复了名誉，结论文件写得清楚，但现实中的安置却迟迟没有着落。 住房、口粮、补贴，都没有明确说法，几次询问，得到的多是“再等等”“正在研究”。 郑维山对此心里很清楚，这不是针对个人，而是当时不少被平反干部都会遇到的情况。只是时间不等人，春节临近，家中粮票已接近告罄。 郑维山曾在农场靠定量口粮度日，回到北京反而成了难题。犹豫再三，郑维山想到了徐向前。不是为了诉苦，也不是为了翻旧账，只是想借一点粮票，撑过眼前这一关。 在写这封信时，郑维山的心态并不复杂。多年军旅生涯，让郑维山习惯了服从与克制。信中没有情绪化语言，只把现状写清楚。 正是这种克制，让徐向前看后格外震动。徐向前与郑维山的关系，可以追溯到红军时期。1930年代，郑维山在红九军任职，因指挥果断、行动迅速，被多次点名表扬。 长征途中，郑维山率部执行夜间突击任务，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完成目标，因此在部队中留下名声。 抗日战争时期，郑维山转战华北，参与多次对日伪据点的打击行动。解放战争中，郑维山所在部队在华北战场频繁与傅作义集团交锋，承担过攻坚与穿插任务。 1955年授衔时，郑维山被授予中将军衔，这在当年是对长期战功的集中肯定。 正因如此，1971年郑维山被下放时，很多老战友都感到意外。下放地点在安徽，条件艰苦，劳动强度大。郑维山在农场期间，很少对外联系，按要求参加劳动和学习。 个别基层管理人员态度简单，甚至在口粮分配上出现偏差，但郑维山始终选择忍耐。郑维山曾私下对同伴说过一句话，大意是，事情总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1979年的这封信，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徐向前接到信后，第一时间联系了韦国清。电话中语气严厉，核心意思只有一个，不能再拖。 徐向前并未在电话里讨论细节，而是要求尽快解决问题。这个态度，在当时并不多见，也让相关部门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事情并没有立刻传开，但处理速度明显加快。相关单位开始重新核对郑维山的待遇标准，安排临时生活保障，同时启动后续安置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