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47岁北大校长蒋梦麟提出离婚，发妻孙玉书不哭不闹，平静地对他说：“休了我，你会后悔的，”不料，蒋梦麟冷冷地说道：“这辈子能娶到真爱，何来的后悔？” 蒋梦麟从美国留学归来后，迅速踏上了教育改革的前沿。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学博士期间深受杜威实用主义思想影响，回国后，参与蔡元培推行的新式教育制度。 1919年“五四运动”后，蒋梦麟协助整顿北京大学制度，提倡学术自由，被视为学界中流砥柱。1926年，他正式出任北大校长。 这个位置并不好坐，北洋政府更迭频繁，学生运动此起彼伏，学术自由常被政治牵扯。他一边与学生代表磋商，一边在教育部和政府间来回斡旋。 北大的变革需要强势的领导者，蒋梦麟在推行分科制度时几次遭遇抵制。一次会议上，面对一位老教授拍桌抗议“去儒化”，蒋梦麟只回了句：“教育不是守旧的庙堂。” 会后，他独自站在未名湖畔抽烟，手指颤抖。他清楚，这种推行新制的代价不会只限于职场上。 与此同时，他与妻子的关系已悄然生变。孙玉书出身保守，虽勤勉持家，但对蒋梦麟越来越频繁的教育理念交流、学术沙龙，她始终显得沉默。 他开始不再带她出席活动。与陶曾谷的接触起初不过是教育事务的往来。陶曾谷是高仁山的遗孀，会英文，熟悉音乐，谈话中常引用《社会契约论》和《教育学原理》。 那天在北大教务处，一场教育预算会议后，蒋梦麟站在窗边问陶曾谷怎么看课程自由选修问题。陶曾谷回他说：“教育如果没有选择，跟命令无异。” 他一愣，竟觉似曾相识。 他决定离婚，在那个时代，是惊世骇俗之举。他自己也明白，不会被所有人理解。不到半年，他和陶曾谷的婚礼在北平六国饭店举行。 婚后第二年，陶曾谷被诊断为肺结核，那会儿蒋梦麟正为战时大学迁移的事情疲于奔命，还得照顾病妻。陶曾谷咳得厉害，一晚要醒四五次，蒋梦麟几乎没睡过整觉。 他去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借款，也找北大老友典当古书、字画。家中积蓄早已花光。 1937年抗战爆发，北大、清华、南开三校迁至长沙再迁昆明，成立西南联大。蒋梦麟一边主持学校事务，一边操办陶曾谷的治疗。 他随身带着小罐药粉，每到一地先找当地诊所打听有没有硫酸链霉素，但多数时候失望而归。陶曾谷最终病逝于1939年昆明至宜宾途中。她最后说：“我耽误你了。” 蒋梦麟握着她的手，那一刻，他一句话也说不出。 陶曾谷死后，蒋梦麟整整一个月没出门，连联大的会都不参加。胡适从重庆写信劝他回校，他才慢慢恢复，但心气已变。他开始托人打听孙玉书的消息。 有人告诉他，孙玉书带着孩子在南京靠缝纫维生，未改嫁。 他静了一会儿，说：“她是个有骨气的人。” 他在1942年冬天去了南京，站在夫子庙小巷门口，看见那熟悉的背影在缝纫机前低头忙碌。他敲门，孙玉书开门看见他，只是点点头。 他递过去一封信，是他写的歉意与补偿。 孙玉书接过，说：“孩子都大了，过去的就别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