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的那个冬夜，于敏推开家门，迎接他的不是妻子孙玉芹熟悉的笑容，而是一句冰冷的问话：“大叔，你找谁？”他愣在原地，军大衣上的雪还没化，脸上的风霜让朝夕相处的爱人都认不出了。 这一年，他刚满35岁，却已经在核物理研究所的秘密档案里，变成了一个“不存在”的人。 一年前的冬天，钱三强把于敏叫到办公室，递给他一份绝密文件。 当时他正在研究原子核理论，已经在《物理学报》发表了多篇论文，正是学术上升期。 但文件上“氢弹理论预研”几个字，让他知道自己必须和过去的研究告别。 回家收拾行李时，他对孙玉芹说要去北京出差，却没说这一去就是28年。 青海的211基地比想象中更苦。 1965年的“百日会战”里，于敏带着团队在上海的一间仓库里演算。 没有先进设备，就用算盘和手摇计算机，演算纸堆得比人还高。 有次他发烧到39度，趴在桌上一边擦汗一边算，同事劝他休息，他摇头说：“美国人算得快，我们慢一步，国家就多一分危险。”那时候，孙玉芹正在北京的胡同里，独自带着两个孩子，还要照顾生病的婆婆。 最让孙玉芹难熬的是邻居的闲言碎语。 有人说她丈夫在外面另有家室，有人说他犯了错误被下放。 她从不辩解，只是默默把“先进工作者”的奖状藏进箱底。 1964年原子弹爆炸那天，于敏托人带回一张字条，上面只有“勿念”两个字，和30元生活费。 她把字条压在梳妆台的玻璃板下，每天擦桌子时都要看一眼。 1967年6月17日，新疆罗布泊的天空升起蘑菇云。 于敏站在观测点，看着冲击波掀起的沙尘，突然咳出一口血。 他用雪水漱了口，继续记录数据。 那天晚上，他在日记里画了个简单的蘑菇图案，旁边写着：“家里的麦子该熟了。”此时孙玉芹正在院子里晒麦子，收音机里播报着“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的新闻，她突然捂住脸，蹲在地上哭了。 1988年，于敏的名字终于出现在报纸上。 孙玉芹拿着那张印着“氢弹元勋”的报纸，反复看了好几遍，对女儿说：“你爸这些年，原来不是在出差啊。”那天晚上，于敏从书房拿出一个铁盒子，里面全是核试验场的照片。 他指着一张穿防护服的照片说：“当年你问的‘大叔’，在这儿种蘑菇呢。”孙玉芹笑着打了他一下，眼泪却掉了下来。 晚年的于敏总说，自己这辈子欠家里太多。 他坚持每天给孙玉芹读报，把国际新闻念成家常话。 有次读到国外报道中国氢弹技术领先，他突然停下来，看着窗外说：“其实哪有什么天才，不过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在了算题上。”阳光照在他花白的头发上，像极了当年青海基地的雪。 那张“勿念”字条后来被孙玉芹裱了起来，挂在客厅最显眼的地方。 有访客问起，她就说这是老伴儿写的“情书”。 2019年于敏去世后，孙玉芹每天还是会擦一遍那张字条，就像当年在胡同里等他回家时一样。 铁盒子里的照片，如今躺在国家博物馆，而那个被误认的“大叔”，早已成为照亮国家盾牌的一束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