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7月的病房里，邓稼先攥着许鹿希的手，气若游丝却字字清晰：“这辈子对不住你，下辈子还要选你。”33年婚姻，他只陪了6年，剩下的28年，她守着一个没有名字的地址，等一个不敢问归期的人。 1953年的北京，燕园的银杏叶刚黄，邓稼先和许鹿希结了婚。 婚后5年，他们有了一儿一女，他在中科院搞研究，她在医学院教书，下班回家总能闻到厨房飘来的红烧肉香。 可这样的日子，只过了5年。 1958年那个夏夜，他突然说要调动工作，没说去哪，没说做什么，只盯着她的眼睛：“做好这件事，就值得为它死。”她没多问，只是默默帮他收拾行李，把攒下的粮票塞进他衣兜。 从那天起，许鹿希的生活里多了很多“不知道”。 不知道丈夫在哪，不知道他胖了瘦了，甚至不知道寄信该写什么地址。 作为北京医学院的教授，她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回家辅导孩子功课，半夜还要批改论文。 困难时期，她把定量的口粮省下来，做成炒油面托人带去“西北某地”。 40岁那年，学生说她头发白得比奶奶还快，她对着镜子笑了笑，想起他临走前说的“很快就回来”。 直到1964年10月16日，收音机里传来新闻：“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许鹿希握着茶杯的手突然抖了，茶水洒在教案上。 她想起丈夫上次回家时，衣服口袋里没抖干净的戈壁沙尘，想起他说“最近在研究一种新燃料”时躲闪的眼神。 那天晚上，她把孩子哄睡后，在日记本上写了一句话：“原来你在做这么大的事。” 转折发生在1979年。 邓稼先突然回了家，推门进来时，许鹿希差点没认出来头发全白了，瘦得像换了个人，体重比上次见面少了20斤。 她想问发生了什么，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后来才知道，那年一次核弹试验出了意外，他冲进辐射区捡碎片，只为确认事故原因。 钚-239的辐射像看不见的针，悄悄扎进他的骨头里。 1985年夏天，邓稼先被确诊为晚期直肠癌。 住进医院的363天里，他没喊过一声疼，却总在深夜惊醒，摸索着要写东西。 许鹿希知道，他心里还装着没做完的事。 她把纸笔放在床头，看着他忍着剧痛写《中国核武器发展规划建议书》，止痛药从1片加到8片，手抖得握不住笔，就用胳膊肘撑着桌子继续写。 直到去世前一个月，他才被公开身份，人们这才知道，那个“两弹元勋”，是许鹿希等了28年的丈夫。 丈夫走后，许鹿希做了一个决定。 她退休后跑遍了青海、新疆的戈壁基地，走访了108位当年的同事。 在罗布泊的土坯房里，她发现墙上刻着一行字：“死了也值得。”字迹歪歪扭扭，和1958年那个夏夜他说的话一模一样。 后来她花了17年，写成《邓稼先传》，书里没提过一句“伟大”，只记着他爱吃的炒油面，记着他回家时衣服上的沙尘。 多年后，许鹿希在整理丈夫遗物时，翻出一个旧笔记本，最后一页写着：“要是有下辈子，我想陪你逛一次燕园的银杏道。”窗外的阳光落在笔记本上，她想起1953年结婚那天，他也是这样笑着说：“以后每年都陪你看银杏。”原来有些承诺，从来不是没兑现，只是换了一种方式他用生命护着家国，她用余生守着回忆，33年婚姻6载相伴，却比很多朝夕相处的夫妻，更懂得什么是“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