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深秋的重庆，江竹筠抱着刚满两岁的儿子站在码头，要把孩子交给丈夫的原配妻子。 两个女人的手在襁褓边轻轻触碰，谁都没说话，只有江竹筠怀里的彭云抓着母亲衣角的小手在发抖。 风卷着江雾扑在脸上，像要把人冻透她知道，这可能是最后一次抱孩子了。 1939年彭咏梧离开云阳老家时，谭正伦把攒了三个月的鸡蛋塞进他包里，说“路上吃，别饿着”。 后来国民党反共高潮迭起，彭咏梧奉命潜伏重庆，为安全切断了书信。 谭正伦就在老家一边侍奉公婆，一边靠给人缝补养活儿子彭炳忠，她总对孩子说“你爸是做大事的，等花开了就回来”。 彭咏梧在重庆的“大事”，是和江竹筠假扮夫妻开展地下工作，1943年组织安排两人同住时，江竹筠夜里总睡不安稳她知道这个男人有“家”，哪怕组织说“他妻儿可能已在战火中遇难”。 直到1945年彭咏梧咳血晕倒，江竹筠守在床边煎药，看着他攥着一张褪色的全家福发抖，才明白有些“遇难”只是自我安慰。 1946年春天，彭咏梧在街头撞见谭正伦的弟弟谭竹安，那句“我姐和炳忠还在云阳”像惊雷劈下来。 江竹筠是第二天知道的，她给彭咏梧端来粥时，轻声说“要是胜利了，你就回到他们身边去”。 后来她见了谭竹安，主动改称“姐姐”，说“谭姐比我更需要你这个弟弟”我后来在档案馆资料里看到，谭竹安日记里写“江竹筠说这话时，眼睛亮得像有星子”。 1948年的重庆越来越冷，《挺进报》事件后，街上常能看到戴黑帽的特务。 彭咏梧把彭云从乡下接回来时，孩子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夫妻俩在夜里商量托付之事，江竹筠摸着儿子冻裂的脚后跟说“谭姐心细，会给孩子穿鞋的”。 那时他们还不知道，彭咏梧将在奉节的战斗中牺牲，那句“等我回来”成了永别。 谭正伦是带着彭炳忠来重庆寻夫的，火车到站时，炳忠攥着母亲衣角问“爸会认我吗”。 可迎接她的，是彭咏梧牺牲的消息，和江竹筠托人送来的信：“姐，云儿就拜托你了，他怕冷，夜里要多盖床薄被”。 谭正伦抱着彭云时，发现孩子小手里还攥着半块江竹筠缝在棉衣里的冰糖那是母亲留给他的最后一点甜。 重庆解放那天，谭正伦带着两个孩子站在街头，彭炳忠指着红旗问“我爸是不是也在那上面”，彭云则拽着她的衣角喊“妈妈”。 后来政府要给她发补助，她摆手说“我有手，能缝能补”，就靠一台旧缝纫机养活两个孩子。 彭云长大后去美国深造，临走前在谭正伦的木箱底翻出一件小棉袄，针脚歪歪扭扭，里面夹着江竹筠托人送来的那张字条，墨迹早晕开了，却还能看清“云儿要好好长大”。 多年后彭云回国，在谭正伦的缝纫机抽屉里发现一个铁盒，里面是彭咏梧的旧怀表、江竹筠的毛线手套，还有他和彭炳忠小时候的虎头鞋。 谭正伦晚年常坐在缝纫机前发呆，炳忠说“妈是在给爸和江阿姨缝衣裳呢”。 阳光透过窗棂落在机身上，那些细密的针脚里，藏着一个女人把两个孩子的哭声缝成笑声的四十年。
